身体写作与女性话语的建构策略

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以身体作为语言表达自我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表达女性话语的同时也由于对身体和欲望的展示而陷入两难境地。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语境和女性性征,并与男性达成和解。女性个人叙事话语、女性美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鲜明的女性意识是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写作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写作要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重建女性的文学传统 ,和谐地利用头脑里的男女双性的特质 ,忠实地面对作为女性的的独特经验世界 ,完整而自由地展示出女性的独特创造力 ,避开女性写作的一些误区。这是女性作家像女人那样写作 ,通过女性作家的写作来实现女性价值的前提和保证。同时简略地分析了她对后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     

从主流叙事到女性文本--20世纪末期女性写作的逻辑运演

本文考察了 2 0世纪末期女性写作的发展历程。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是以超越性别的姿态开始的 ,以无性化的写作参与到主流叙事之中。随着女性意识的自觉 ,女性写作逐渐延伸到性爱主题的表达 ,批判男权文化 ,寻找女性友谊 ,进行自我审视等层次。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 ,以一种个人言说的方式来叙说女性经验 ,建构起真正的女性文本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女性写作：抚慰和疏漏——在“断裂”处浮出历史地表

在历史的每一次转型时期或者说“断裂”处都会相应出现女性写作的高峰，历史的容许和商业的接纳，这是现代性带给女性写作最直接而有效的好处，然而也意味着女性写作至今没有摆脱充当男性无法平复“断裂”带来的焦虑和无暇无力钳制时的抚慰和疏漏的尴尬处境。     

中国女性写作的上路

中国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由来已久,不过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应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不仅女性写作的队伍庞大,而且女性作家及作品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鲜明,犹为重要的是女性写作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已初显实绩。     

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90年代王安忆的女性写作

90年代女性写作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身体生存体验的自觉 ,女性文学走向女性个体生存的微观世界。王安忆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女性性别生活经验进行关怀 ,尝试在社会历史中寻找女性的历史—文化—语言谱系 ,构建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     

“双声”话语与意义重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文化考察

现代女性写作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积极汇入新文学革命和社会改革大潮,同时持以游离、挑战于主流文化的性别言说。其从性别视角对女性自我、身体、婚恋等及其与男性、社会之间关系的表述,形成了突破传统意识的性别审美建构和文化中的性别角色重构。     

“房子”：精神的居所——香港女性写作的一种景观

从人文的角度看香港文学 ,不难察觉到某种女性的色彩。这也就是为什么 ,香港会有如此之多的女性作家 ,而且从整体上具备颇大的创作优势。女性作家相比之下就显得私人一些 ,她们更关心自己在这个城市的个人生存问题 ,探索自己的精神如何才能保持平衡以及获得恰当的安置。香港这座“孤岛”和她们心灵之间所建立的复杂关系 ,不独因为她们居住在这里 ,还因为她们比男性作家更需要寻求精神的依傍 ,并且把丰富的情感投射进去。在香港的女性写作中 ,不管是爱情、婚姻、家庭、还是青春、生命、男人 ,在这些永远言说不尽的话题中 ,她们总是更乐意于找到一个可以把种种精神的内涵放置于其中的“容器”。这样的“容器”通常展开为有一定疆域和内部分界的空间布局(从住宅、公共场所到一座城市) ,能够让她们安排一幕幕人生的活剧在其中上演。与此同时 ,那里也就成了她们永远的念想 ,成了心灵安息的所在。当“房子”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象相当突出地呈现在香港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时 ,谁也不会怀疑其中包含着命定的成分。     

人性与道德的双重困境——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母亲形象叙事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抛弃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叙事视角,从人性和人的价值高度把一度为传统文化所遗弃和否定的女性/母亲形象推出历史地表。在池莉等人笔下,女性/母亲们为了母爱而在传统的重压与生活的苦难中挣扎,她们的形象不再是完美的,甚或是粗俗和丑陋的。女性写作就是为了叙述或呈现形成粗俗而丑陋的女性/母亲形象的历史和文化成因,以及被种种历史和文化所遮蔽或无视的女性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并由此而呈现出女性/母亲形象的现实担当及其生命价值。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

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对市场经济中农民所经历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转变以及所经历的道德问题格外关注,反映在她们写作文本中的一方面是延续"寻根文学"对传统伦理道德信条的思考,一方面则揭示与呈现农民生存形态与伦理形态的种种变化。由于她们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避免写作者惯常采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使她们更多从日常生活的维度看待农民违背乡土伦理的欲念和行为,从而深刻揭示社会新伦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人们对乡土伦理变迁状况的关注与思考。     

女性主义迷宫的镜像突围——浅论徐坤的女性写作

徐坤是一位颇有个性的新锐女作家。她以颠覆男权中心的勇猛和审视女性内心世界的睿智创作出了一大批“铿锵力作”;同时,又不乏在大众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深切地体察职业女性种种际遇的“温情佳作”,充分表达出了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理性沉思和人文关怀。然而,纵观徐坤带有“突围式”的女性写作,却不见对乡村女性的关注,实为遗憾。     

故事讲述:“拒绝与抗争的开始”——浅析《别名格雷斯》中的女性话语策略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中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照.女主角格雷斯是一个禁锢在男性主导话语体系中的沉默"他者".被作者赋予声音的格雷斯用巧妙的话语策略讲述自己的故事,隐藏了真实自我,展现出多变的个体,从而抵制了男权话语对其身份的建构.     

多姿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

在 2 0世纪 90年代女作家笔下 ,“飞翔”体现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 ,它源自女性生命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向往。女性写作中的“飞翔”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其基本内容涉及女性的历史境遇与心灵成长、女性躯体和女性欲望、性别生存与人性、男性传统文化心理 ,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文学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深入。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女性写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     

论中国女性写作话语权的嬗变

女性写作话语权,是女性人权和文化权的象征,自封建社会以来,在人类话语权中,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写作的话语权也在嬗变,由“五四”时期的单一追求平等、自由、尊严到今天的多元化、立体化表达。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悖论分析

陈染、林白等女作家们的“镜城突围”大胆张扬欲望书写,彰显出鲜明的固守边缘和反叛主流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一道夺目而亮丽的风景,但是总体上来看,这种写作没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可与更深入的讨论,并最终陷入了写作的困顿。究其原因,这与其内部存在的多种悖论不无关联。本文将对“个人化写作”的三个主要悖论进行梳理并阐释：个人立场的固守与个人经验有限性之间的悖论;追求私人空间的独立性与私人空间不可能独立之间的悖论;以真实性为据和真实性不再可靠之间的悖论。     

绽放在笔尖的舞蹈——赛博空间中的女性身体写作概述

上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者西苏提出"阴性书写","身体写作"这个理想的写作概念给世界女性主义写作带来了新的思路和灵感.在我国,女性身体写作经历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萌动期后,直到2003年,木子美基于女性视角的性爱博客的公之于众,博客开始深入人心,而木子美也成为网络空间第一个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身体书写者.赛博空间给在传统观念规训的中国女性写作的真实绽放提供了技术支持,女性身体写作绽放从未有过的绚烂身影,身影显现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身影背后绽放的喜悦和迷失的忧患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     

面对“另类”——谈卫慧写作的个人话语方式

用“另类写作”来概括卫慧的写作,其理由:一是她的写作并不拒斥商业文化的参与;二是她写作 中的恣情纵意、任由自我;三是她大胆的“半自传”和不回避是非争端;四是她特异的语言追求。因此,卫慧的 “另类写作”也可以称为个人化话语。     

从底层写作到女性叙事——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历时性寻绎与共时性解读,我们可以还原出严歌苓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的创作生涯中保持共生互渗的形态,钩沉其创作,使我们能够清晰的把握严歌苓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     

在通向自我认同的途中 ——“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自我”之流变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是指女性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与秩序中的求证和确认."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呈现为自我发现、自我失落、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认同过程,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所表现出的由社会认同到性别认同再到身体认同的转换和深入,实际上是对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颠覆与抗衡的渐次加强,由此女性写作中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建构.这表明女性写作的自我认同是对外在奴役的挣脱和主体自由的寻求,其意义在于自我行动的动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