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与社会事件生成——两种文化与科学大战的比较视角

两种文化争论与科学大战的比较显示：不同历史情境中，社会事件在生成路径、生成过程、中心问题、生成动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作为大众媒体传播媒介的语言和文本，对社会事件生成有重要影响。大众媒体刻意制造的社会事件，同样可能具有社会问题的功能。对问题所处领域的判断，是区分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关键。如何正确面对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体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是学术界、大众媒体乃至整个社会当前和今后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瓮安事件传播文本分析

本文分别分析了瓮安事件的网络传播文本、政府传播文本和媒体报道文本，以及事件发生前期与后期的传播文本的变化，总结经验。事件前期政府与媒体仓促应对而没有控制的事态因后期省政府的妥当处理才平息。为了更好地处理类似事件，政府和媒体应该在事件发生前期就能有经验地应对。     

我国重大设计项目中的话语激辩及舆论传播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如北京西客站、国家大剧院、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央视新大楼等，在美学与文化意蕴、经济性、安全性和项目的规则等方面都曾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甚至“院士上书”等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在这些公共事件舆论传播中，专家和权威、主流媒体及网络平台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防范重大设计项目中的舆论传播风险，我们应在制度、技术、参与方面注重规范，保障重大设计项目的“合法性”、“安全性”与“公共性”，并使不同舆论主体凝聚共识，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界北茶餐厅灵异事件

全香港有过很多灵异的事件传闻，公开程度比较高或在民间流传比较多的更是不计其数，什么广九铁路广告灵异事件、香港大学灵异事件、辫子姑娘鬼魂传闻、沙田猛鬼村屋等，更是有一些八卦媒体统计香港十大闹鬼地方等，甚至《东方日报》《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都会经常描述或者记录，可见在香港的民间文化中鬼怪之类的理念还是很深的，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是离不开对怪力乱神的崇拜、抵制、恐惧心理等多元因素的修正。     

论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良性媒体应对

食品安全事件是近年来全球公共安全问题中的热点,由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公众效应以及基于传媒的属性,媒体常将其作为关注的热点。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发挥着监测预警、沟通信息、舆论引导等功能,同时也存在关注视角的选择性和职业自律的松懈等不足。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监督力量,基于传媒良知和职业操守,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必须形成一套良性的应对机制,包括建立信息有效传播机制、建立食品安全事件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媒体自律机制等。     

媒介在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及应对策略分析——以2005-2012年高校典型案例为例

根据媒介分析相关理论及范式,以2005-2012年8年间的高校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典型案例,从影响力指数、首发媒体、再传媒体、促使反应、提出措施、具体实施等维度对媒介在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作用进行统计测量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在生产新闻与造成危机、危机事件所引起的舆情发展以及高校危机事件对具体政策等的宏观影响方面均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类别差异.据此对当前高校危机事件的管理和预控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期望对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媒介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的具体方法和策略等现实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从“非典型性肺炎”事件谈起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前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姿态与言行，显示出政府与大众媒体权威声音的缺失与谣言盛行、民心混乱以及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的逻辑关系。传媒既要维护政府权威，又要在乎民众需求，在法律和事实允许的范围内，在行业道德规范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沟通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预警机制与媒体信息发布机制的有效互动，对公众特殊环境中的信息需求做出最富有成效的响应，建立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机制，真正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新兴媒体条件下的高校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构建研究

在高校群体突发事件中,以网络、手机和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舆情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构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认真分析新兴媒体视角下的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积极探索群体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机制、论坛交流机制、队伍建设机制、信息收集机制、预警防范机制、事件处置机制,努力构建高校群体突发事件...     

“伤熊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一行为,媒体也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当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事件时,确实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刘海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舆论媒体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司法,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刑法典,这都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法律思考.     

＂Du Fu＇ s Busy＂ ： Aesthetic Ref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网络杜甫＂事件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窗口。涂鸦的作者不同,反映出来的动机和利益也不同。商家和媒体利用此次事件实现了自身利益,但公众在其中除去＂娱乐＂自身之外,一无所获。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杜甫本人,而仅仅是一次当代的文化消费。公众娱乐和商家利益构成了整个事件的核心,因此在这种文化消费中,我们根本无法建立起精神、道德等要素。     

“网络杜甫”:当代文化的一种美学思考

":网络杜甫"事件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窗口。涂鸦的作者不同,反映出来的动机和利益也不同。商家和媒体利用此次事件实现了自身利益,但公众在其中除去"娱乐"自身之外,一无所获。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杜甫本人,而仅仅是一次当代的文化消费。公众娱乐和商家利益构成了整个事件的核心,因此在这种文化消费中,我们根本无法建立起精神、道德等要素。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自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

近年来,以社交为基础的“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体.网络成为社会民声民意集散地,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民会通过自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一些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本文试图从自媒体的角度探究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的基础,探索网络热点事件产生和传播的因素和规律.     

遏制资本的血腥和暴虐

山西运城、临汾、晋城等地黑砖窑,拐骗胁迫民工(内有智障人员)和童工从事超强度无偿劳动,并雇用打手对他们进行拘禁和殴打,造成了惨痛的致死致残事件。这一事件经媒体揭露后,又一次引起举国上下的义愤和关注。我们在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自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成因及舆论引导路径探讨

微博、微信、推特等自媒体的出现,为网民提供了自由表达意见和舆论聚集的场所。同时,由于自媒体的草根性、自主性、 匿名性等特点,也为网民情绪的集中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平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伤害了当事人,也对自媒体舆 论环境的营造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群体性事件对自媒体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进行舆论引导的几点建议。     

网络事件营销的技能和方法

随着网络互动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从网络上爆发，企业正在尝试或者已经利用互联网和消费者进行多种形式的互动，并开展网络事件营销，即组织和利用具有名人效应、新闻价值以及社会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引起媒体、社会团体和消费者的兴趣与关注。简单地说，事件营销就是通过把握新闻的规律，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通过具体的操作，让这一新闻事件得以传播，从而达到广告的效果。     

情绪共振视域下微信公众号的正能量传播:理论与实证

微信因具备交互性、非线性、强关系等圈群化传播特征,容易成为热点事件极端信息传播的温床,造成负面情绪的圈群化感染和传播.根据对2019年"国内年度十大社会热点事件"及百度沸点APP发布的"百度国人搜索榜单(年度国内事件)"中排列前5的社会热点事件和政治热点事件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热点事件中的公众号文章情绪与评论情绪具有一致性,且自媒体公众号呈现的情绪表达一致性高于官方媒体;公众号通过煽情化叙事进行情感动员,表现出明显的煽情倾向;政治类议题中正向表达的公众号文章对激发公众正向情绪有明显影响.因此,本文提出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公众号要打造渗透型圈层传播结构、积极设置正能量议题等传播引导策略.     

社会冲突论视域下我国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用社会冲突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国内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当前我国电视新闻在报道国内群体事件时,存在刻意回避或删减社会冲突的情况,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单向性。国家和电视新闻媒体有必要借鉴社会冲突理论从调整新闻理念、媒体功能定位和创新内部话语机制等方面入手,发挥电视新闻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