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中国民主化历程论纲(下)

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并取代它的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和人民的比较选择过程。首先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了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曾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了“问题与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论战。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李大钊于同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论五四时期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

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对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论战的研究。这些论战的实质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改造,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展开的。关于如何解决劳动问题,也是当时论战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多少年来却未被重视。     

李大钊文艺思想初探

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文艺美学研究,李大钊为先驱者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李大钊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新文学》、《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唯心,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指出:文学艺术,当然属于“精神的构造”范畴之内,必然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动而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中却运用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相关文化问题,这在客观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次规模宏大、论争激烈的论战中,论战的参与者们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亟待厘清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思考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和借鉴,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深化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 ,必须着力关注邓小平理论的思维视界、本质特色和实践价值等问题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 ,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科学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内涵 ,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在邓小平理论中 ,“实践主题”的明确提出源于对“生产力问题”(即“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极大关注 ,并使“生产力问题”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 ,“生产力问题”既导引出“实践主题” ,更深化了“实践主题”。邓小平理论在“生产力问题”上的重大创新价值 ,不仅在于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意义 ,更在于强调了要从实践上创造性地探索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最终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经“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的飞跃     

“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

张一兵教授及其同仁认为,法国1968年的学潮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已经终结。笔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否定辩证法》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是物化和异化批判传统的继续,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不意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它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原来的“他者之镜”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今天的“他者之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要西方国家还有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马克思的事业和社会理想保持着某种理论和实践的忠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潮流就没有终结。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重提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论战

本世纪ZO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多年来的盖棺论定是：这“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反对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华东师范大学,1962年版,第3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只注页码。）今天看来,这个结论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场论战,是由当时的青年记者张东苏1920年11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引发的。时评很短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路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式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的首要内容就是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并结合新的实践,去指导新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明的品质就是它不断的理论创新品质。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探索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之路,并在发现创新规律中逐渐掌握规律,实现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就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战.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论战中既强调传统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延续性,又确认民族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思想资源进行了吸收和超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论断.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道路.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相互关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马克恩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既有机统一又与时俱进的过程。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玄学派挑战的回应

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除了对科学派进行批判外,玄学派对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质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功能.为此,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价值真理性、实践真理性.具体体现为：初步阐述了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深刻论述了自由人生观或自由意志的不“自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真理性;较为正确地分析了通过变革实行社会主义救国论的现实依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性.这些回应,既巩固了之前批判东方文化派所取得的成果,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更重要地在于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如何正确地推进指明了方向.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李大钊同志牺牲73周年

本文试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十月革命后不久,他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当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时,他明确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①。在此前后写成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场思想交锋——以建党后的反联省自治思潮为文本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思想碰撞是同联邦主义的交锋,即建党初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联省自治派的思想论战。建党初期,针对联治派提出的联邦制、地方分权、国家统一方式和军阀地位等问题,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对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思潮与运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发展的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完善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农民问题是事关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影响因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必要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对于实现马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观点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地位的客观评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农联盟启蒙思想两方面入手,引出农民问题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论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革命伟人把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点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而获得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民问题的相关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解决农民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实践和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