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种稻大户技术应用时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区、平原和丘陵3种地形的比较

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湖区、平原、丘陵3种地形的838户种稻大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技术应用时机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地形上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在湖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收入比重、获取信息来源途径及数量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有显著正影响;在丘陵地区,家庭总收入、劳动力工资评价、农业基础设施评价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都有显著正影响,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有显著负影响。为此,提出要促进教育和增收,同时增强信息沟通;要优化外部环境,丘陵地区要格外注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基于湘皖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效路径,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湘皖两省30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个角度出发,采用probit模型和IV probit工具变量法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化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为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环节的外包;通过工具变量法纠正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制定差异性的外包支持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11省164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1省1646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兼业农户比重和平均兼业水平都很高的背景下,兼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中均有所体现,并且在一兼农户中表现最为显著,而“投资效应”仅体现在纯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上。接受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提高各类农户的种植面积,能够缓解种稻劳动力流失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缓解一兼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纯农户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等是稳定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举措。     

职业分化、政策评价及其优化———基于农户视角

基于来自广东、江西、贵州、四川、江苏、河南、宁夏、山西及辽宁等９个省２６９５ 个农户的系统抽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平均数差异检验法,从农户视角对我国当前涉农政策 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已经分化为以兼业户为主体,包括纯务农大户、纯务农散户、 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纯非农户等５类;但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农地产权政策 和农地处置政策的评价,却不因农户的职业分化而出现差异,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 排前３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被排在后两位; 有农地流入的农户对现行农地处置政策较为满意,但作为农地流出方的非农兼业户和纯非 农户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农业参与程度越深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扶持政策的评价 越高.未来中国涉农政策优化必须坚持稳定与改革并重的原则,把优化农村环境治理作为 重点,让农村金融回归“涉农”本位,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政策障碍和制度藩篱.     

在现行政府补贴政策条件下规模种粮大户的效益分析

通过对永川区种粮大户的调查,并与典型的水稻高产示范户和大面积生产上普通农户的种稻效益对比分析,结论为;在现行政府种粮扶持和补贴政策下,种粮大户种粮规模面积越大,总经营纯收益越高、为出租地农户提供的土地收益越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务工收入也越多、社会贡献也就越大;其单位面积种稻直接纯收益不如高产示范户,但比一般农户种稻收益水平高出许多.     

家庭性别分工与农业女性化——基于江苏408份样本家庭的实证分析

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性别存在差异的产物。以农业家庭的性别分工为理论基础,通过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揭示了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地区、收入和农业生产决策权等在内的自变量对农村女性从事的农业生产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女性化的现象在江苏省具有普遍性;农业女性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刚性,男性劳动力”回流”以及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显著影响女性从事劳动生产的比重;女性在农业生产诸方面的的决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已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劳动力禀赋变化与生产条件差异下的农业技术选择——以中国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为例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变化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23个水稻生产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水稻雇工工价不断上升和各地区水稻机插秧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对水稻机插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水稻机插秧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逐渐稀缺会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应用,但诱致性技术变迁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机作业条件和提高农机技术水平。     

基层农技员推广行为与推广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户视角的调查

基于农户的视角获取基层农技员的推广行为,从农户水稻产量、种稻知识技能提高以及推广服务满意度三个层面界定推广绩效,并实证分析基层农技员推广行为对推广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基层农技员推广行为综合得分越高对于农户水稻产量增加、种稻知识技能提高以及农技服务满意度评价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579元,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一、贫困人口纯收入的三分之二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贫困人口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收入为39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68.4%, 所占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89.4%的贫困农户是农业户或农业兼业户。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为11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9.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二、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2004年贫困人口人均现金纯收入2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4%, 比上年下降7.6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低34.5个百分点。     

种稻大户高产优质技术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以水稻高产优质技术应用行为为研究对象,把江西省种稻大户作为基本研究视角,通过对1 077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资金制约因素为种稻大户考虑高产优质技术时最为担心的问题。后经模型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即资金制约对种稻大户高产优质技术需求意愿影响非常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高产优质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体系并引导、规范及优化农户技术应用行为,为水稻生产技术推广工作提供参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农业技术应用中种稻大户风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077户农户调查

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可得,种稻大户生产经营决策,尤其是农业技术应用决策主要受其风险偏好影响,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使得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决策行为差异明显。借鉴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将种稻大户的风险偏好分为3种类型,即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基于对江西省16个县1 077户种稻大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种稻大户风险偏好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旨在找出3种风险偏好类型种稻大户具有的异同特征。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在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政府应因"型"进行引导的具体思路。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试论土寨苗乡中的兼业户

一、不能一概而论兼业户不如专业户 专业户是我国农村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少人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专业户高级,兼业户低级;兼业生产不如专业生产,发展兼业户不如发展专业户。最近我们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保靖、龙山、凤凰等县1983年的致富典型户进行了考察。实践使我们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不能一概而论兼业户不如专业户。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下种稻大户购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获得高产、稳产的必要物质条件,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本文从需求理论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江西省种稻大户购置农机的影响,从而提炼出影响种稻大户购机决策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为证实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下种稻大户购机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江西省实地调查的397个种稻大户样本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年龄、教育程度、农户类型、种植规模、政策认知、农业收入、融资能力等对于大户购置农机决策存在显著影响,进而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更好的在江西省实施提出相应的启示。     

农业保险与农户专业化生产水平关系研究——以辽宁省玉米种植户为例

本研究在理论推导基础上,利用辽宁省474户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定量分析农业保险政策对农户专业化生产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探究此影响效应是否因农户粮食生产类型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能够提高农户专业化生产水平,使玉米种植户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提高了1.1%;农业保险对农户专业化生产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玉米生产专业户的影响明显高于玉米生产兼业户。对此,可采用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完善配套财政补贴政策;优化土地流转政策,制定相应补贴政策促进土地流转;加大农业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户对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功能的认知等对策。     

征收农地使用税促进土地流转问题初探

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从分析日本、台湾农地改革的经验入手,提出征收农地使用税,通过提高农户保有土地的成本及耕作成本,减少那些低效率的、仅利用空余时间从事农业的兼业农户的比重,从而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同时,通过完善以农村公共财政投入支持体制为中心的配套措施,以征税收入反哺农业,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推动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发展,防止重蹈税制改革“黄宗羲定律”的覆辙。     

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

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农技推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部门技术指导服务评价、农机补贴评价、种稻大户应用技术奖励和扶持评价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初始变量中除农户身体状况、是否科技示范户、家庭人口数、是否丘陵地区、所在地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会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之外,年龄、教育水平、生产规模、是否为村组干部、外出务工人数、是否平原地区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影响满意度.     

江西省种稻大户不同类型农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从江西省种稻大户对农业技术需求出发,应用1 077个样本数据,采用泊松模型对影响江西省种稻大户物化型农业技术需求项数和操作型农业技术需求项数的显著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化型农业技术需求显著影响因素有:雇佣劳动力成本、农机具补贴落实情况、政府奖励及扶持力度、农业技术变化评价及丘陵地形;操作型农业技术需求显著影响因素有:收入水平状况、雇佣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条件、农机具补贴落实情况和丘陵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