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进兵北京

——"那你该先把我打死,你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就这样,我们把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冯玉祥倒戈五十万元钱,还是我在车站交给他的。"我先说跟我打过仗的,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叫我们把他打得稀里哗啦。整军经武之后,东北军士饱马腾,气势如虹。此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首领,没有把张作霖看成是一种威胁。一九二四年,曹锟因贿选总统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昊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

1920年初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得到曹锟和西南力量的支持。张敬尧采取诸种措施予以应对,连电中央,请求支持;筹备接防,几易计划;戒严安民,加强军备。吴佩孚全身北撤,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张敬尧实力不济是外部原因,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失策则是内在原因。     

孙中山晚年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曾说:“这口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时机”。(《孙中山选集》第884页)孙中山所说的这个“和平统一的时机”,就是当年北京政变后一度出现过的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10月21日,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线倒戈回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这就是所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奉系成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要求乘胜向鲁、皖、苏发展,为其部下寻得地盘,并为包围北京,控制中央政权准备条件。     

试谈曹锟贿选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一八六三年。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重要首领。北洋军阀各派在帝国主义的操持下,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1920年曹锟联合奉系张作霖,战败了皖系段祺瑞,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又在京津一带开战,张作霖败退关外,曹锟遂成为北京政府的“狄克推多”。曹锟为夺取全国最大的权力,1922年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首先演出了一幕所谓“恢复法统”的阴谋剧,为其排除异己谋夺总统制造根据;转年又驱逐了被他扶上台的大总统黎元洪,扫清了窃夺总统的障碍;随后才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举为大总统,史称“曹锟贿选”。这一历史丑剧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的。 本文试图探讨其前后梗概,进而揭露北洋军阀毁法、独裁、卖国的罪行。     

吴佩孚先生家世考

史学界对吴佩孚家世、家族有关问题的研究，始终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本文依据新近发现的《登州吴氏族谱》，参照有关档案史料、地方史志等，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吴佩孚家庭成员姓氏、生卒等问题的错讹，阐述其家世及家族成员的真实情况。     

阎锡山轶事

四十四 借葬父收厚礼 民国23年12月17日,阎 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字子明)病 逝,阎为其父大肆操办丧事。 出殡的前半月,阎就给亲 属、僚友、商号、部属接连发出 讣告。蒋介石、张作相、蒋鼎文、 曹锟、徐世昌、于右任、吴佩孚、     

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下旬,双方几十万大军在山海关长城一线激战正酣,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滦平秘密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权,史称“北京政变”.对这一历史事件近来已有人撰文论述,但笔者感到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对其再做初步探讨.     

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立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曾试图联合吴佩孚,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吴佩孚反动立场日益显露,共产国际被迫弃吴联孙。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失败是必然的。     

1925年底中共与国民党右派谈判原因辨析

关于1925年底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首领谈判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等人鉴于郭松龄倒戈失败,吴佩孚、张作霖联合对付国民军等事件的发生,判定革命正从高潮走向低潮,因而同国民党右派首领谈判,以应对北方形势的恶变。实际上,谈判与郭松龄倒戈失败等事件并无关联,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国民党走向全面分裂。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晚明皖籍家乐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昆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家乐即家庭戏班,是指由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需要为目的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一组织从事的文化娱乐活动。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痴迷昆曲,蓄养家乐盛行一时,梅鼎祚、吴用先、吴琨、阮大铖、汪宗孝等安徽籍的家乐对于剧本创作、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和昆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曹典球的近代商战、学战思想与实践

根据新发现的史料 ,结合以往的研究文献 ,集中论述曾两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曹典球 ( 1877～ 196 0 ) ,对于湖南近代“商战”、“学战”具有系统的思考和实践 ,是一位杰出的先行者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之我见

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有建安十六年、太子时期、黄初初年前后三说。分析文献及史实,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太子时期,因其创作与《与吴质书》、《与杨德祖书》关系密切,而《隋书·经籍志》对当时书籍存世的记载对确定该文的创作时间下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过史实研究,可以精确地将《典记·论文》创作时间定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至建安二十三(218)年二月三日之间。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三国时的校事与司法

三国时的曹魏、孙吴都设有“校事”一职。曹魏的校事主要职掌是“刺举”,在孙吴则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外加“刺举”,这些职掌无疑与司法机关、监察机关的职权发生冲突。但两国的君主囿于其利,久久不予废除。这无形中加剧了政权的运转矛盾,加速了两国政权的权力旁落或灭亡。虽然,校事制度在两国最终被废除,但其对后世的特务机关的影响却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