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外资改造上海老企业的探索

利用外资改造上海老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新的探索。本文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嫁接”前老企业存在的困境和“嫁接”后出现的转机,指出了在迎接老厂“嫁接”第三次高潮中出现的问题和值得尝试的新路,如走股权投资的新路,走企业高层次、技术高品位“嫁接”的新路,走综合经营的新路,走“全厂合资”的新路,走“一厂两地”的新路,走“伞型公司”的新路,走利用“境外企业反投资”进行“嫁接”的新路,走外贸、金融参与“嫁接”的新路等。本文还在老厂“嫁接”与技术改造的关系、老厂“嫁接”与民族工业的矛盾,老厂“嫁接”与其他途径的比较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辩证思考,着眼于企业内部转换机制,期待老厂“嫁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论《词论》鼓吹慢词的思想指向及意义

“协律”、“典重”、“高雅”、“浑成”、“铺叙”、“故实”等历来被认为是李清照对于词的要求,对这六者的性质及所指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有可辩之处。“铺叙”与其它几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铺叙”属于写作方法。其意义不仅仅是针对晏几道词进行批评,还在于为当时慢词的进一步发展进行理论鼓吹,这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试论钱钟书"六法"失读说 --兼与"气韵生动"说商榷

关于谢赫论画有“六法”的标点问题 ,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钱钟书“六法”失读说 ,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对当前较为流行的“气韵生动”说 ,在提出质疑的同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正。指出“气韵”比“气韵生动”更准确、周延、规范 ,更符合谢赫的本意     

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我国社会学家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社会整体系统”、“社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三种主要类型；从“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分析，这三种观点中都分别存在着在社会学“理论范畴”的层次上已很难克服的“逻辑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三种观点的研究者都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在对“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等几个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反思。     

宏观纵览 微观考察──评《思维科学导论》

由刘奎林、杨春鼎编著的《思维科学导论》(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一书,对思维的形成、发展,及其在社会各阶段的特点、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采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见解新颖,颇多启迪。本书的问世,将会把思维科学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思维科学导论》全书16章,分别从“意识与思维”、“思维的神经基础”、“语言与思维”、“符号思维”、“社会思维”、“形象思维”、“各种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思维发生的基本规律”、“思维模式”和“思维科学与大脑潜智能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对思维与社会生活中有关的内容…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大革命期间关于“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的争论

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     

走出伦理教育的误区

中国自改革开放２０年来 ,人们更加重视伦理的教育 ,出现了许多好现象。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又必须引起注意 ,例如在进行伦理认识、伦理评价和伦理选择时 ,都存在着一些误区 ,有必要加以分析并走出误区。一、在进行伦理认识时 ,必须走出“决定论”、“无用论”和“代价论”的误区这里所说的伦理认识 ,是从狭义上讲的 ,仅指对伦理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 ,便有伦理“决定论”、“无用论”和“代价论”的错误认识。（一）“决定论”。有人认为 ,古往今来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是伦理。它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 ,也决定社会…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英文)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     

张载认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德性所知”的涵义、“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和“天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三个问题为中心,对学术界有关张载认识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结合明清学者的注释,对这些问题和争论做了反思,认为必须回到经典之中去,在对张载思想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方能对其认识论有一更为准确的理解。     

论转型期道德教育的哲学定位

在新形势下,对道德教育进行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准确定位,找准方向,进行德育创新,提高道德教育实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道德教育只有定位于“发展”、定位于“主体”、定位于“实践”,才能取得实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论“自我”——青年社会化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本文从当前青年自我意识扩大的实际出发,对如何正确认识“自我”进行了理论探索,分析了“自我”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不同含义,井对“自我”进行了界定。作者指出把“自我”简单地等同于自私,这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失误,也是部分青年产生逆反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自我意识”、个人奋斗作为一种动力是双向的,理性地认识科学意义上的“自我”,是青年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美国对华从“遏制”政策向“和平演变”战略的转换

40年来,美国政府一些献策人、决策人在对华政策方而,有很多问题使人们百思不解。其具体表现为:50年代的既“试图建立两国关系”,又采取“不承认主义”,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威慑”政策;80年代的一方面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又施以“和平演     

敦煌歌辞杂考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人抄卷《云谣集》及其数量相当可观的曲子词,原卷所题很不一致,或称“杂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或题“曲子”(如曲子望远行、伤蛇曲子);或称“词”(如剑气词、斗百草词)。早在本世纪初,当人们从敦煌遗书内发现这部分词作并进行整理校录的时候,其名目又有“佛曲”、“俗曲”、“曲子词”、“曲”“小曲”“词”之别,其后任二北统称之为“歌辞”。     

再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更为困扰人心,更为普遍的抉择,即平等与效率间的抉择。……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而且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因此,为了总结近年来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有必要就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再深入探讨,以便做出恰当的抉择。一、理论争鸣追述——“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改革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有人将这些观点归纳为六说,即“效率优先说”、“平等优先说”、“互为条件说”、“各尽所能说”、“双重均等说”、“市场化公平说”。我认为,就其实质而言,上述六说可概括为两大说:“效率优先”与“平等优先”。“平等优先”是我的政策主张。我在1987年9月     

第三种贫困——关于不发达经济原因的分析

本文站在较大的时空跨度上,以新的视野分析了当代不发达经济的原因,提出了“第三种贫困”即“制度短缺”等一系列重要概念。论述了“第一种贫困”(资源短缺)、“第二种贫困”(资本、技术短缺)与“第三种贫困”之间的逐层制约与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从而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思路。文章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摆脱“第三种贫困”进行了具体分析,在理论高度上论证了“在改革中求发展”的必要性与战略对策。     

“奇正”本义探微

“金、鼓、铃、旗”古代形名指挥系统,是“奇正”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这种指挥系统已被逐步淘汰,今已不复存在,“奇正”的本义与概念也随之而模糊甚或丢失。在整理古人对“奇正”内涵解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定义、再发挥,以使古老的“奇正”焕发新的生命力,为现代军事学服务。     

论文艺创新的“尺度”

文艺创新的“尺度”,既是个理论探讨的课题,又是个创作实践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一)创新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创新同其他事物一样必须按照“物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进行,所以创新要有一个“度”;(二)就新时期文艺发展来看,要在“多元”、“多向”中寻找“定位”,在“多变”、“速变”中寻找“定向”,创新的“尺度”往往难于把握而使人们感到困惑;(三)文艺创新的“尺度”要受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不但对物质生产有依附性,还要受时代、读者群和传统审美习惯的制约;(四)文艺的创新与“尺度”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是沿着“同化”与“顺化”机制向前运动的,二者必须融洽和谐,“尺度”对创新才能起到激发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财富,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了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情境下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美国对尼泊尔推进“千年挑战计划”的战略意图及其认知逻辑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平队等传统援助相继遭遇“援助无效”和“彻底失败”等指摘之后,2002年“千年挑战计划”的推出一度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然而,站在受援国立场,美国的国际主义动机更多被解读为“现代帝国主义工具”、“大国诱饵”以及“政治陷阱”。发展中国家对“千年挑战计划”20年的接受史几乎也是一部拒绝史,历史上多次发生突然终止、项目退款和中途退出等“重大变化”和“折中”。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的本质是美国通过投放“战略诱饵”加强对尼泊尔进行内部控制的战略工具。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落地的重要原因和背景在于尼泊尔大会党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持续不断增长,而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理论混乱和力量衰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