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式塔理论看比兴思维

比兴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比和兴在作为修辞方法时两者有别,但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则比兴有许多共性,都具有用此意象代替彼意象的隐喻特征。用格式塔心理学和美学理论来看比兴思维,能为我们重新阐释古代诗歌经典理论的心理机制提供一个科学性的新思路。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之阐释形态

中国古代的修辞学传统有其独特的阐释形态，大量的修辞认识都在“训诂”的框架中展开，具体表现为对典籍中比喻、比兴、借代、委婉、变文、互文、重叠、省文、双关、夸张、言外之意、同义选择、押韵等修辞方式的阐释。从当代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修辞阐释把修辞活动置于特定的文化和上下文环境中，密切联系题旨情境评价修辞的涵义，使修辞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技术”，而是具体语义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是有血有肉的语文要素。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修辞同耳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在结构

中国古代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押韵，而且大都是隔句押韵，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内容的获得。但在具有比兴传统的远古时代，纯粹的比兴诗句往往不能完整地说明一件事或抒一种情，而是必须配以下文的“所咏之辞”。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以四个诗句，即两个韵脚，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并在诗歌的整体背景上被凸现出来。这种以前两句起兴，后两句抒情或叙事的作法，正是民间歌手惯用的模式，影响到诗歌，便是以四个诗句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的形成。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原始思维对语言的巨大影响以及原始初民在生活中缺乏秩序和稳定而要寻求整洁与对称的心理定势的作用。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     

彝族母语诗歌的比兴和音律

现在作为诗歌艺术手法的比兴,过去曾与原始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的比兴亦不例外。彝族的比兴与他们过去的原始信仰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反映了一种思维形式和价值观念,兼具审美和表现是非善恶的功能。作为诗歌音乐美的“音律”,彝族的传统母语诗歌不是以押韵的方式,而押音节的形式。     

略谈《诗经》比兴中的隐喻思维系统

论《诗经》比兴手法的文章很多,但多从修辞角度着眼。本文试从中国古代人的隐喻思维系统的深层入手,并结合当时语言文字等条件的制约性,对《诗经》比兴的广泛运用,作了一些新的阐释。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鸟”意象的训释及其诗学影响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鸟"意象的训诂具有汉代经学阐释的基本特征,不仅通其名实、状其形貌,而且辨其修辞、明其义理。其对"鸟"意象所作的符合儒家美刺原则的选择性训释,确立了《诗经》中"鸟"意象与诗意之间的比兴关联,对后世传统诗学中有关"鸟"的意象、主题等方面的传承,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以“象”为中介的非概念性思维——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认识论诠释

原始思维区别于文明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和文明思维的运思单位不同：原始思维是以“象”为转换中介的非概念性思维。“象”是原始思维之网的网上纽结,原始先民只能凭借具体的感性形象表达自己的知情意。从古代神话反映的内容看,原始思维之象可分为物象、心象和意象;从古代神话反映的主体看,原始具象是一种集体表象。集体表象的诸特点,都通过古代神话这一考察原始思维的巨大信息库折射出来     

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天人合一——《诗经》兴象的构建平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兴”的寓意是“托事于物”,这与上古先民师法自然的思想信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文心雕龙·比兴》篇的理论建树及其在传统诗学中的地位

古人做诗重视比兴,相关的言说与儒家《诗》学一脉相承。比兴有表现手法和美刺两重意义,虽然自汉代起就屡有诠解,但古代唯独《文心雕龙.比兴》堪称成篇的专论,其"显隐"、"附理"、"起情"以及"拟容取心"之说涵盖了"比兴"的渊源、意义、思维特征和艺术传达特点,尤其是以"物"为中介进行间接性艺术传达的功效与意义,对传统诗学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物象之兴和声韵之兴等。兴是“诗缘情”的实践形态和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和巫术思维的体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论汉赋的诗学地位

汉赋是在"诗教"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它完成了"赋"、"比"、"兴"的艺术化,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构思,注重文学的形式美,为魏晋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应该重视汉赋在诗歌发展中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论《周易》的阳刚之美

《周易》思想和其揭示的道理 ,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在通过卦、爻、彖、象揭示道理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内涵。在古代美学的审美范畴中 ,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中和之美等等 ,无一不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找到各自的根本。《乾》卦之阳刚 ,无论从自身卦、爻、彖、象 ,还是从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美学中都能找出由它衍发出的阳刚之美的例证。研究阳刚之美 ,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它不仅对文学艺术和美学有作用 ,更对人的言行、情志和道德情操有作用 ,对社会乃至国家都是有益的 ,《大象》“乾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几千年来都作为炎黄子孙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 ,六爻“龙”象之龙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阳刚之美 ,实在是内容和形式、天人合一的头等大美     

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比兴观

比、兴概念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激起历代学者研究比、兴的无穷兴趣,至今不衰。分析归纳古今以来的比、兴观,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比、兴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活动过程这个动态视角,分类对历代比、兴观进行了评述。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