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习俗的文化特色

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习俗的文化特色毅松一、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习俗的基本内容达斡尔族日常饮食可分为主食、副食、饮料和零食几个方面。（一）主食。达斡尔族的主食是米、面。历史上，达斡尔族的米食多为稷子米，达斡尔语称为“忙格勒莫”。稷子米经不同的加工，分为两种，一...     

文化变迁与习俗元制度的演化

在文化演化视野中,文化的变迁主要是以"文化拟子"为基因,通过文化濡化和文化播化两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文化与习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习俗元制度本身承载和保持着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习俗元制度等制度的"精神性",又成为习俗元制度遗传、演化和变迁中的连续性的"基因"."文化拟子"是理解文化濡化机制和文化播化机制的关键,习俗元制度的演化也是以"拟子"为基础,通过濡化机制和播化机制进行的.     

明清“虐食”载录的潜生态美学思想

明清相关叙事关注描述虐食的制作过程,往往在描述残忍虐食后,再描述当事人遭遇不测。某些神怪小说甚至从被食者的角度,设想遭受残酷捕食的痛苦。唐人虐食风习,多以虐食竞豪奢,寻求精神刺激和虚荣心满足。宋代虐食水族的故事增多且形式丰富。虐食习俗属古代人文生态中的负面内涵,与长期实行的酷刑制度有关,其每多与区域文化习俗结合起来。对人的生命不珍视,同对动物生命的态度相联系。古人虐食行为的文学叙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和挑战,具有一定潜在的生态美学的意趣。     

王树枏《畿辅方言》与燕赵文化

《畿辅方言》包含多种文化元素,其中关于燕赵历史文化习俗方面的资料尤其珍贵。考察《畿辅方言》,可以发现其方言词不仅再现了清末民初燕赵服饰文化习俗和饮食文化习俗,而且还保留了清末民初燕赵的居住文化习俗和交通文化习俗。挖掘和传承《畿辅方言》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文化习俗与民族传统,可以更好地弘扬历史悠久的燕赵传统文化。     

月圆佳节瓜果“偷盗”民俗的文化意涵及社会功能

习俗与法律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可以互补和并存,偷盗在法律是不允许的,在习俗中有时却被允许.中秋节和元宵节的偷盗习俗,在民间比较普遍,不仅汉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都有此类节日的偷盗习俗,所偷之物多为瓜果、菜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月圆佳节偷盗瓜果"这一习俗蕴含着"祈子祈福"的文化意涵,其中,"月亮"、"瓜果"、"偷盗"都有其特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这一习俗折射出祈子祈福的社会心理寄托,属于一种心理压力的释放仪式,有利于"互动仪式链"的生成与延续.     

以花入馔浅尝花之味

花草自带着三分雅兴,古往今来,不乏以花草入食盘的迁客骚人。屈夫子的《离骚》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那些借物言志的文字里,古人食花的习俗可见一斑。然而这样的习俗却不仅盛行于中国。邻国日本对樱花的执爱已不待言,而西方人则将康乃馨、三色堇、紫罗兰拌进沙拉。
　　在北京饭店家安法餐厅,来自南非的行政总厨瑞安·博格先生带着应季的花果食材,为你把花间美食的精髓娓娓道来。     

古代灭枭习俗管窥——从与枭相关的字词看古代的灭枭习俗

古人认为枭是恶逆之鸟.古代盛行捕杀枭作枭羹,借食枭以灭枭;并盛行分裂枭躯悬挂枭骸于木上示众.这一习俗盛行于西周至明代,而延续至清代前中期.本文利用"枭羹"和"枭首"等词及"枭"字作主要材料,对灭枭习俗进行考证.     

广西民间春节习俗探讨

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的风俗也呈现多姿多彩的景象。本文拟通过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春节习俗的探微,从而发掘其习俗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及在这种风俗后面体现出的广西社会经济状况。一、广西民间春节习俗春节俗称过年,关于过年,民间有一个传说:“年”原是太古时候的一种怪兽,每到寒冬要出来掠食噬人。于是人们就把大量肉食放在露天,自己则躲在家里不出来,待这种怪兽饱食一顿走后,家家户户则出门相互庆祝。这样年复一年便形成一个欢乐的节日。《尔雅》说:“夏日岁,商日祀,周曰年。”     

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

唐初 ,山东士族卖婚现象严重 ,出于打击山东士族的目的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一则禁止卖婚诏令。禁卖婚诏虽然限制了关中人与山东人的婚姻 ,减少了山东人入朝做官机会 ,但关中人互相婚嫁 ,封闭式婚姻 ,不但不能割除关中人旧有的胡族习俗 ,而且相应阻碍了山东文化向关中的渗透 ,其结果更促使胡族习俗在唐初社会流行。唐初逆缘婚等胡族婚俗现象突出 ,胡食胡衣盛行。胡俗在唐初的流行 ,禁卖婚诏令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明代妇女的生育之职及其相关习俗

传统中国妇女的家庭职责,大抵包括生育、主中馈、相夫、教子、管理仆婢等,而生育更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妇职。在明代,无论是皇室妇女,还是平民妇女,无不都有独具特色的生育信仰及其习俗,而其目的均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家族内的地位。围绕妇女的生育问题,则衍生出了诸如生育禁忌、溺女乃至祈子诸多习俗。这些现象揭示了明代社会中深刻的儒家传统"男尊女卑"意识的实质以及明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