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文》谐声、《诗经》押韵及少数民族诗歌格律再论古韵押韵原则

新派古音学者普遍认为,一个韵部中往往包含有多个不同主要元音的对立,而且元音还有长短的对立。但是,汉藏语系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都没有长短元音押韵的事例,只会偶见不同元音的韵母押韵。即便在有长短元音对立的语言里,新派古音学者所说的这些对立也不能鲜明地区分开来。《说文》的谐声系统、《诗经》的押韵系统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系统均表现出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     

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双证融通”

"双证融通"指通过学历与职业资格两类证书内涵的沟通与衔接,实现学历教育与国家职业资格的融通, 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新型模式.构建科学的双证课程体系,建设优秀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实现校企联合,构建职业技能鉴定平台等,是实现双证融通的重要途径.     

浅析《章嘉宗义》中各宗派的“二谛观”

"二谛观",是指佛教中各宗派对于"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划分和认识,代表了各宗派义理的真理观.文章对<章嘉宗义>一书中关于佛教四大宗派的"二谛观"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八思巴文“元押”印章在杜尔伯特出土

正2002年8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哈拉海城址出土印章一枚,为元代的元押。印章为黄铜质,通高(纽残)1.1厘米,重量8.28克。印面呈长方形,长2.7厘米,宽2厘米,厚0.2厘米,阳铸八思巴文。印背无款识,印纽呈梯形,顶部     

锡伯文《识字课本》手写字体的复刻研究

国内对锡伯文手写字体的复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依据国家标准GB/T 36641—2018《信息技术锡伯文名义字符、变形显现字符和控制字符使用规则》,以锡伯文《识字课本》手写字体为依托,通过对锡伯文《识字课本》的数据采集和资料的数据化,分别对其字体尺寸、手写笔画规律、笔画部件、字母连接方式等做了分析和归纳,并完成了一套锡伯文手写字体的复刻和设计方法的总结。     

新时代“彝语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究

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的现状,既给高校民汉双语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也给高校培养“民汉兼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和新任务,特别是彝汉双语高等教育惟有大力推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才能适应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建构历程、实施举措及成效等方面,对新时代“彝语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索及实践进行探究,从而将人才培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适应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形势,进一步提升高校服务地方的能力。     

直义与转义:山西沁县“铜鞮吴氏人文志”的历史表述技巧

把书写行为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在西方知识系谱上是较晚的事情.如果将这一视角运用到文献中国观察上,则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学术想象空间.就书写对象而言,山西《铜鞮吴氏人文志》集集体表象史书写和多样性个体生命史书写于一身.就编写者而言,同样也投射了宗族集体心智和执笔者的心智,因而该书是作者及其所归属群体的文化自恋和时代挽歌.就叙事技巧而论,既有直义陈述又有转义陈述,因而必须动用直义阅读和转义阅读两种策略.     

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gsüksüz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先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gsüksüz”(一个不少)沿袭自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不仅“bir gsüksüz”一个短语,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句子的内容结构、语法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有关句子都相似。它反映的是13—14世纪汉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和套语。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证与症:食品安全中的科学与文化——以美国“中国餐馆综合证”为例

食品安全意识反映的是社会迅速转型时人们对其他种种社会,伦理与政治领域里问题的担忧与体验。在食品消费方面,这种担忧与体验则更容易以躯体化形式呈现,表现为可以言表的症状。社会个体对症状的语言表述与个体间相互沟通可以生成社会群体的躯体化知识。谣言的传播正是语言运用中的这种成事性特征的体现。因此,装病与假病的界线常常很难划清。曾在美国出现的中国餐馆综合证就是这种躯体化知识形成过程很好的案例。对这个案例的人类学审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成因里的文化因素。同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文化因素在政府监管对策中常常被忽略的作用。     

东乡族的书面语言——“小经”文字

一般公认,东乡族没有文字。本文认为,东乡族有本民族文字,这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乡语的一种拼音文字——东乡族小经文字。它产生于17世纪之前,主要用于记录民间文学、作札记、通信等,是一种社会应用的文字,现今仍在流传,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东乡族的小经文字共有35个字母、9个附加符号和3个标点符号。它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正字法不健全,表现在:有一字母多音值和一音值多字母现象;字母偏多;没有字母表;附加符号多,标点符号少;基本上以音节为单位连写。     

从“空间”的语义特征看空间问题新研究

空间问题在认知语言学中具有基础地位,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空间隐喻的共识。本文通过分析“空间”的定义,从科学意义上和一般意义上两种理解角度发现,空间的语义特征复杂且具有矛盾性,从而引发了空间问题的新思考。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文章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句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象、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署形式,12、文字厘订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再论土司学的对象与研究方法

土司学研究对象分土司及其本质、土司的分布、土司关系、土司制度与土司现象、土司文化及其整体、土司区的城乡网络格局等方面,就土司及其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领域中遇到的理论难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名实吻合是我国土司研究的基本准则,土司的本质是"世袭",土司分布主要是时空群事分布,土司关系是土司制度的细化,科学处理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田野的关系才能有效地捕捉传统土司文化的影子,最初的土司衙门是从土官居所中分建出来的等等观点。这中国土司学的"经世致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再论民族法学的办案研究方法──兼谈本刊“民族法学研究”编辑情况

本文认为通过办案研究方法获得的材料与课题研究关系密切，并以本刊“民族法学研究”发稿为例，说明要写有创见性的民族法学研究论文，必须善于运用材料。     

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教学实践研究——以《幼儿歌曲演唱与排练》课程为例

实施“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笔者以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将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体系与学生未来的工作岗位、专业技能大赛竞赛内容、职业资格证书考核要求相融合,使学前音乐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岗位职业能力实现高度的契合,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讨论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并与李绍明的民族走廊及藏彝走廊见解进行商榷。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走廊的观点,认为民族走廊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心圈层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性决定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走廊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时空界限由其性质所决定,民族走廊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飞虎队”后裔张本文的传奇经历

从孤儿到解放军战士,从“反革命分子”到人民教师……张本文对自己走过的坎坷人生路,从来不曾后悔过。但他一直不明白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直到他进入中年,和大洋彼岸的亲生母亲见面后,才晓得自己身上流淌的竟然是美国飞虎队队员的血脉……     

微观社会学视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审视

民族旅游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具有知识贡献的民族旅游研究成果较为缺乏。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界较少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聚焦于民族旅游的核心问题。文章首先从研究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性质两个层面对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总体回顾,然后围绕民族旅游的核心问题,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对已有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述评。最后,以核心问题为导向,从三个方面对质性研究方法在民族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为民族旅游的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