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域的斯密研究:从回归"斯密"到斯密"回归"——读罗卫东教授的《情感、秩序、美德》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说史上地位尊崇。斯密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的《国富论》,前者是斯密的成名作,后者确立了斯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对一般的经济学从业人员而言,《国富论》并不陌生,对《道德情操论》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也略知一二。但就斯密这两本著作之间有什么关联,以及《道德情操论》对现代经济学的意义,大多数人可能都无法作出很好的回答。甚至,不少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讨论两个不相干的主题,前者关注道德…     

审美与创造需要——关于审美发生问题的探讨

在关于审美发生的诸多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解是自然进化论和社会创造论,前者以达尔文的思想为代表,后者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代表.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人和动物的表情》等著作中,数次提出高等动物具有审美活动萌芽的见解.作为例证,他举出大量动物中存在的性吸引、性选择的观察事实,如禽类的雄性在求偶时积极向雌性炫耀华丽的羽毛,以激起对方的性欲,他认为这就是审美活动的表现.     

对近现代史若干问题的商榷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与现代史之上限;近年,不少人主张自建国以后作为现代,而将前30年划入近代史中,故此处使用模糊概念将近七、八十年的历史通称为近现代史。对五四以来的历史记述,无论叫做共产党历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都已卷秩浩繁,且有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两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论史的主要根据。笔者多年来披阅某些文史资料与文学作品,尤其反映本世纪中期史实的一些电影或电视剧目,觉得或由于党史所未及,或由于理论武装不足与舆论导向失误,或由于对某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具体看法有所不同,其中对今后研究借鉴颇为重要者,不少仍有待商榷或深究之处。     

立意创新 史论结合──评陈永标教授《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逐步成为一门显学。不过，很多研究者都将眼光集中在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作品题材内容、艺术特点的分析上面，而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文学理论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陈永标教授《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立足于近代文化背景，从美学角度切入，对近代文学理论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思考，史论结合，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论稿》虽是一部论文集，却颇具系统性。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近代文艺美学的发展与特点、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中…     

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

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正> 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起步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陈钟凡先生首先涉足这一领域,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此书仅七万余言,然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稍后,郭绍虞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初步奠定了“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其间,还有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其简明与清晰的特色,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按时代,分专题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此外,还有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前者重在缕析“思潮”,后者实以“文理”取胜,但都缺少史的发展脉络。     

“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

<正> “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丰碑,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书中批判的主要错误观点,阐述的基本哲学原理,与中国三十年代的哲学斗争、特别是新哲学论战,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关系,将有助于利学地评价两论的历史地位。(一) 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是我国哲学领域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较量;爆发于1935年,1936年达到高潮(时人称这一年是“中国哲学界最热闹的一年”),     

理性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读《农民主体论》

现代化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席卷世界的历史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问题是,中国必须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人口众多,且主要是农民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国情。潘逸阳的新作《农民主体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立足这一国情,理性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成果。《农民主体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和资产阶级形成

人们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和资产阶级形成问题,有过不少讨论,我也陈述过自己的见解。在拙著《中国经济史问题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中国封建经济史述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等书和“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义务体系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中,义务是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康德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集中讨论了两种义务论体系,即法律(权利)义务体系和伦理(德性)义务体系。对这两种义务论体系的探讨展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格。     

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辨析

朱智文在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与现实论文集》中发表《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辨析——兼论历史研究的作用》一文。作者认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应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客观历史过程与现实联系;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体现、反映前者。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一)廓清将历史等同于历史科学的错误认识;(二)由于客观历史过程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它才决定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为现实服务的特性.     

一八一七年美国对华输入鸦片量质疑

胡绳同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1981年版,页26)刘大年同志的《美国侵华史》也说:“据一八一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一年各国运来中国的     

康德与道德学的净化

本文阐述了西方伦理学史上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将道德学从属于知识论、柏拉图将道德学从属于政治学、快乐论将之归属于功利原则、基督教神学将道德学归为神学奴仆;在此基础上.文章追寻了西方道德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历史线索:从马基雅弗利、培尔到休谟,都试图区分道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康德则综合了三者:区分了政治学与道德学并使前者服从后者;区分了宗教与道德学并使后者高于前者;区分了知识学与道德学、特别是净化了行为的动机,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对净化道德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象命论对儒道思想的融摄

儒道两家都重视命,但与民间流传的“宿命论”迥异。儒家侧重于应然之命,即道德使命;道家侧重于本然之命,即本真之命。郭象对传统命论的最大贡献,是将儒道两家的命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玄学之命。郭象发挥了性命与遇命,前者主要基于道家,后者主要基于儒家。郭象通过《庄子注》,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儒道两家的天然对立,不仅复活了道家,而且将儒家的入世主义和道家的出世主义融合创新,从而将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境界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个并未真正解决好的问题——也谈近代小说理论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是近代小说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方面著述颇多,而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片面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完全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观点;二是以黄人、徐念慈为代表的,认为小说既反映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的观点。那么,在近代后者是否彻底纠正了前者的偏颇,从而使正确的观点完全占了上风?学术界历来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如,刘柏青在《晚清的小说理论》一文中说:1908年以前“梁的观点一直成为统治的观点。到1908年《小说林》问世,东海觉我、黄摩西等人才对梁的观点作了有力修正。”(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裴效维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勃兴与价值》一文中认为:“从理论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很快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纠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见《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对此,我以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提出质疑如下:     

建国以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

严复是推动中国古代思想近代化进程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道德、宗教、教育、文学、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对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5年,是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论文的100周年,在此,拟将建国以来有关严复研究的状况,作一番梳理与总结。 一、对严复哲学的评价 (一)哲学形态。对严复哲学属于什么形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严复哲学是天演哲学(进化论哲学),理由是:1.严复自称是“天演宗”哲学家;2.严复介绍的所有思想中,进化论是其全部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与核心,进化思想贯穿了严复的宇宙论、历史观、知识论。第二种观点认为,严复哲学属实证哲学,其根据是:1.严复的翻译集中介绍     

认识论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认识论——纪念《实践论》与《矛盾论》发表六十周年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的两篇重要的哲学代表著作。“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新的理论、新的原则、新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矛盾论》是唯物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第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六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两论”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可是,却很少看到有关论述“两论”之间关系的文章。在我看来,“两论”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关系。本文拟从这个角度谈点看法,供讨论。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