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两个‘五四’”是一个历史的骗局

来信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同志： 你们好! 不久前,我读到姜弘先生的《百年启蒙,两个“五四”》（见《书屋》2010年第6期,附上复印件）一文,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该文以读海峡两岸学者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名义,来吐露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大事--"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动因,胡适的认识交织着必然和偶然.其文学革命发生论表现为向着偶然纵深发展的"三部曲"形态,从历史必然到个人偶然再到历史偶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以实用主义与进化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观念.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试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运动。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已经从幼苗成长为大树,而且已经历过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飞跃,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拿今天的革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相较,从整体说,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但是,先驱者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卓越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来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仍然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

本文以较为翔实的史料探讨了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通过论证 ,说明引进自然主义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先驱们高度重视并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自然主义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     

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

文章运用诸多文学史史料,从对传统武侠观念的改造,对传统创作方法的革新,文化含量和艺术借鉴方面,说明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并辨析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李大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来中国,一批最早的先觉者惊喜地接受了它,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真理.他们率领人民群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掀起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此,中国革命性质有了新的变化,离开了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域,而纳入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之中。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本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文形式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和同一性.然而,由于"革命文学"论者误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的讨伐活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看似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都是这一变异的表现.这种变化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道路去重新认识.     

历史的合力与分歧:“五四”文学革命的潮流与趋势

本文从“五四”前后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分析论证了“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由通过变革文学来变革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创造适宜于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生活的新文学等多种历史合力作用下的文学潮流,内容、形式、为人生,表现自我等诸多历史因素得到了合谐的统一。但是随着打倒旧文学后,在建设新文学的过程中,又逐渐显露出它们的分歧,从而构成了新的文学潮流和趋势。     

再论邓小平的“两个大局”与西部开发

"两个大局"的提出是邓小平大局意识、全局意识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不但具有国内背景,还具有国际因素,重新探索它提出的内外要素,把它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高度,不但在理论上可以加深对它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摸索出一条适合西部发展的道路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再论“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

在“五四”小说创作中 ,个性主义式婚外恋作为反抗封建婚姻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武器 ,受到了广大作家的高度重视。“五四”小说通过描述婚外恋者思想、行为的痛苦、惶惑和矛盾 ,深刻地挖掘出他们深层意识里落后、保守的婚姻观、贞操观和子嗣观 ,揭示了反封建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再谈“总和”论

绝对相对、一般个别、共性个性是同等级的概念,但并非等同的概念."任何相对真理中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与"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两个判断不相容."总和"论于实践也无益.     

“两个翅膀论”: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再致范伯群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论”,支持、呼应者颇多,但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为什么说它似是而非?因为两个翅膀比一个翅膀好,这就是它的“似是”,它的幌子,而它的实质则在贬损、否定“五四”新文学,为“鸳蝴派”翻案,拉中国文学向后转。其次,“两个翅膀论”故意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故意曲解“五四”新文学一步步民族化、通俗化,雅俗共赏的历史,为低俗文学鸣锣开道。     

"五四"文学革命与瞿秋白的新诗创作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胡适、郭沫若等人开拓了新诗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重要的实绩;但是同样为＂五四＂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瞿秋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瞿秋白＂五四＂时期创作的20多首新诗,属于＂遵将令＂的创新之作,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初步探索出自由体新诗的形式特征,其地位和作用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和肯定的。     

论“两个突破”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 ,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一理论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两个突破的实质是发展 ,是与时俱进。它展示了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论勇气、品质 ,对于我们事业发展、理论创新、深入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有重要现实意义。现阶段坚持和做到“两个突破” ,就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就必须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试谈“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五四”精神是高度觉悟而又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五四”精神是坚持科学态度、热情追求革命真理和忠贞服从革命真理的精神;第三、“五四”精神又是认真学习、坚决坚持和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     

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夜”背景和诞生方式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意识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域外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被汰”的认识模式与“强国富民”的愿望共同构成文学革命诞生的“前夜”背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其形态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为先，创作实践相对贫弱；功利意识为主，审美意识为辅，反封建、重启蒙的主流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学本体追求相对较弱的特点。从语言形式变革、文学内容更新到全民接受视野和个人接受特征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总体上是一种功利的冲动而非人文的冲动．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这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