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浅析张艺谋电影“文革”叙事的特点——从《活着》到《归来》

张艺谋的四部涉及"文革"的电影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了历时性的言说,探讨了"文革"对个体和时代带来的创伤,影片传达了导演对"文革"理解。同时,从影片拍摄的历时性可见张艺谋对"文革"的书写,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文革"的认识与表现也更具有深度,对当今社会认识"文革"具有指导性意义。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五四”与“文革”

《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郭齐勇的文章。指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 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衰落。文革的主体是痞子。他们也不是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文革”语言中的排比辞格及其使用

无论是在汉语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的目的下,"文革修辞"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革期间,排比辞格被当成了"扣帽子"、"打棍子"和"摆套子"的工具和手段,这最终造成了它的畸形"繁荣".     

在“道”与“器”之间确立“文学精神”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一度沉寂的古代文学史写作,突然出现了一个兴旺发达的过程:各种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各个朝代的断代文学史,按照现代归类为文学体裁的叙述各种文学体裁演变的分体文学史,某些专题文学史等等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显示了"文革"之后思想解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成果,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传统的古代文学史形式,已经差不多都有人做过了.古代文学史研究经历了这么多年,进入21世纪之后,需要有人作出新的尝试,面临新的突破.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空间呈现中的线性叙事——以“文革连环画”为例探究左翼叙事图像的本质

文革连环画极强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在文艺大众化中的地位。在文革特殊语境中,面临文革母题表达的任务,文革连环画在"语""图"关系的势力较量中,体现了图像阐释的不确定性和母题叙述的确定性中的平衡,以空间叙事形式表达线性叙事目标,构成了"文革连环画"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从而使得"空间呈现中的线性叙事"构成了其本质特征,由此,可以窥视左翼叙事图像本质主义的叙事特质。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家国叙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叙事传统,承袭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化"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中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形成民族寓言下的"家国同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国叙事"发展为政治图景下"国显家隐"的范式。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浪潮中,家国题材电影形成历史反思与诗意的人性化"家显国隐"书写模式。在新世纪互联网语境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家国题材电影生发出新形式,并不断更新其美学风格与具象叙事手段,激发出当代电影新的活力。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古炉》:叙事创新与“文革”叙事突破

贾平凹《古炉》的"文革"叙事有多重突破:特异的儿童叙事视角实现了作家的隐退;客观化叙述还原了"文革"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开启了另一种乡村历史的书写;俯瞰式视角可以挖掘出政治原因之外"文革"爆发的多种因素。《古炉》的黑色幽默叙事把人类的灾难和人类自身的缺点与缺陷撕破给人看,以反讽话话和喜剧性戏仿表现了对"文革"悲剧的否定和批判。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颠覆,先是进行文学外围的政治批判,再转入对文学内部核心理论问题的讨伐,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存在,这样的清理很难走向深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推翻了"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终于走向了全面的瓦解。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瓦解的复杂性,对解读"文革"主流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

"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革”时期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命运

俄苏文学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遭遇。它受到了当时中国批评界史无前例的激烈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体现了独特的"歪打正着"式的特征。同时,虽然"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猛烈批判与"十七年"间对它的顶礼膜拜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这种批判背后仍然显露出与"十七年"相似的文艺观,同时也与苏联主流文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这种批判与后来俄苏文学在当代中国遭到的冷落有着必然的关联。     

“武侠电影类型论”的建构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经典形态,现已成为世界影坛中的成熟类型,但武侠电影类型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借鉴中国电影传统建构"武侠电影类型论",对当前日益受到重视的商业类型电影特别是武侠电影创作而言,尤为重要。发轫于"影戏说"的中国电影传统不仅孕育、发展了商业电影类型观念,而且也提供了重新阐释当下电影艺术现象的可能性。从中国武侠电影传统和历史中发掘武侠电影的类型内涵及其在电影实践中可能开拓的现实性话语生长空间,是研究和建构武侠电影类型理论的途径之一。而作为一种来自于武侠电影具体历史的美学范式,"武侠电影类型论"将有望与当代批评实践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