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曹丕文学不朽的新意识及其“文章”、“文人” 观念

建安最后的几年,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而又令人唏嘘.阮瑀于建安17年卒,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还有王粲,俱于22年卒.继孔融之后,“建安七子”至此无有存者.也就在这一年,曹丕得立为魏太子.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郑万耕曹植的唯物主义观点曹植字子建，（公元１９２—２３２年）。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原有集３０卷，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收入《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中，近人黄节有注本。一、对天命、仙道观念的批判东汉时期，由于最高...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校注》于《愁霖赋》后按云:“《艺文》卷二载曹丕、应玚《愁霖赋》。丕赋句云:‘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尚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之创作时期,必在建安十九年之前可以推知。”元按,此说不确。曹操建安十八年五月为魏公,但邺下文人包括曹丕,在建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中,依然有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并非如《校注》所云“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关于三曹的文学评价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作为文学史上的分期,建安文学指的是建安时期和在这以前的初平、兴平及在这以后的曹魏黄初、太和、青龙等时期的文学,时间大体有半个世纪左右。这段时间虽不很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作为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环,建安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比起两汉文学来都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文学黄金时代的风云人物,计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等人,三曹凭藉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革新精神、文学才能和创作业绩,在其中占据着中坚地位。本文拟就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洛神赋》主题新论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钟峰在《恃品》里称他为“建安之杰”。在曹植的单篇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洛神赋》了。此赋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中之佼佼，对汉赋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它想象丰富，词采华美，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活灵活现的女性——洛神。因而历代杰出的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对《洛神赋》艺术成就之高超，几乎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其主题思想的认识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洛神赋》的主题思想，从占至今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感甄”说，“寄心君王”说和“爱情”说…     

沙汀的出生地点考订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不少著述提法笼统之外,还有两种错误的说法。一说是四川省绵竹县,叶兢耕在剖析《在其香居茶馆里》(见叶兢耕《短篇小说剖析》,开明书店1953年出版),台湾省学者刘心皇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载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季刊》1983年7月第15卷第1期)中,均持此说;另一说为四川省安县睢水关场镇,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作品的比较——再谈《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是蒲松龄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不是蒲松龄,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我在《<醒世姻缘传>作者新探》(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所作说质疑》(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也谈<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见《殷都学刊》1986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谈到应该是清初文学家丁耀亢,而不是蒲松龄。为了进一步说明《醒世姻缘传》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有必要把《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的作品加以比较。     

也谈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

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对新编《辞海》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辞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纠正了何新同志对形而上学看法上的缺点,但回避了新编《辞海》这两个辞目的不足之处。这里,我也想就形而上学的概念,谈两点看法。(一)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所当然地说,它是研究灵魂、上帝、自     

《全唐诗典故辞典》正误一例

《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775页,“刘桢沈痼(刘桢病)”条。所注[出典]云:“《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粲与……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干为司空军谋祭洒掾属,五官将文学。’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干清玄体道,六行备修,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按,注误。《魏书·王粲传》所云“干”者,指徐干,非刘桢公干。原文前半传王粲,接着交待王粲与徐、陈、阮、应、刘五人“并见友善”,以为过渡。下面依次介绍说,“干”如何,“琳”如何,“瑀”如何,“玚、桢”如何。五人均称其名,所以“干”,一定是指徐干,不可能是刘桢。退一步说,即使以字称刘桢,亦当称“公干”而不当称“干”。弄明白了这一点,裴松之引注之《先贤行状》同样是指徐干,不     

孙蕡的卒年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3页)说:他的卒年是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此说不知何据? 孙蕡,《明史》有传,见卷285《文苑传》,他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898年)的“蓝玉之狱”中。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见《明史》卷132《蓝玉传》),时“蓝玉之狱”未兴。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商榷三条

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其中所载历史人物之生卒年,有多处与史载不合。我前作有《孙蕡的卒年》(见《学术研究》八二年第三期),今又作三条如下。一、谢迁的生年该书第271页说:谢迁生年1450年(景泰元年),卒年1531年(嘉靖十年)。定谢迁的生年为1450年(景泰元年),值得商榷。李贽《续藏书》卷11《谢迁传》、《明史》卷181《谢     

我对年鉴设“常规条目”的困惑

1989年出版的《年鉴学浅说》(王斌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了设“常规条目”一说。近年《年鉴信息与研究》刊出《对年鉴“常规性条目”的探讨》(马国顺著,载于1999年第1期)、《也谈年鉴“常规性条目”的编写》(王晓文著,载于2000第1期)两文。这三位作者对年鉴     

1998-2003年汉语音韵研究综述 (下篇)

(一)声母研究1、关于《切韵》声母系统研究主要论文有:时建国《曾运乾的<切韵>五十一纽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47-51),陆志韦《证<广韵>五十一声类》(《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中华书局,1999年3月版:373-431),陆志韦《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中华书局,1999年3月版:507-521),陆志韦《汉语的全浊声母是什么时候才送气的?》(同上:522-547),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同上:477-506),于志培《中古禅母类变管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72-75),伍巍《中古全浊…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说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引《汉书地理志》为证,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历宋元明清无异辞。黄侃谓“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一引),则是以“齐气”为平弱,实申李注。惟近人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第36期)据《初学记》所引,以为“齐气”乃“高气”之误,云“所谓高气是一种韧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落落寡合”。或又据《魏志·王粲传》注所引,谓“齐气”当作“逸气”,皆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