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偏好与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基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环境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1991年和2000年的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下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实证比较农村总体儿童、"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地区儿童、以及遵守"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家庭的第二胎儿童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本文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我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0年间,整体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依然显著.     

性别偏好的量化衡量及其与生育率关系的探讨

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尤其是对男孩的偏好在中国农村是决定妇女生育观和实际家庭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偏好的强弱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的双重影响,并造成了性别偏好存在的不可避免性。     

文化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决定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且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也起到了加剧的作用。国家生育调控导致夫妇在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选择上的冲突,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传统生育文化的力量是顽强和巨大的,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和历史滞留性,只有以一种新型生育文化去替代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才能逐渐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     

西北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对生育水平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分析——对甘肃中部地区520名农村妇女的调查

本文利用对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采用SPSS统计方法,就贫困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在生育目的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已经淡薄。生育子女性别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理想子女数少生观念明显,尤其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生育性别偏好行为的双向选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根据神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结合群众的生育观念调查和访谈,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进程中,存在生育性别偏好的双向选择：一方面,男孩功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减弱,促进了不再追求生育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在男孩偏好文化顽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调整刺激了男孩偏好,加剧了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逆向选择。研究有利于明确经济、社会以及政策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以人为本的发展

无论理论界还是计划生育领域,很早就已认识到计划生育工作不应孤军深入,而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整体推进。作为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经过社区发展实践正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一、社区生育观变革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多育倾向和男孩偏好的解释往往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也即认为多育及男孩偏好受效用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直接或间接导向作用。效用最大化导向又含有两上主要分量,即经济分量与非经济分量。经济分量意味着生育意愿的上升是由边际孩子经济价值的上升…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近几年愈演愈烈,被广泛关注的范围已经从学术界扩大了整个社会。本文拟就从产生问题的根源——男孩偏好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男女孩儿预期效用迥异入手,提出对当前已有政策的一些修正方案。笔者认为:诚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因素——男孩偏好,但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绝不能仅限于男女平等,而应该实行对女孩的积极的性别歧视。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甘肃省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已经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意愿生育性别倾向仍然广泛存在,期望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甘肃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意愿妇女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目前最重要的生育目的。     

中国农村产前性别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笔者于2000年2月利用"亲属网络法"对中国中部某县820名20～44岁的已婚妇女所做的问卷调查和对当地农民、乡(村)干部、计生工作者和医务人员进行深入访谈的数据,利用交叉列表和LOGISTIC回归,对中国农村产前性别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胎次、胎儿性别和已有子女性别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主要决定因素,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男孩的生育意愿是产前性别选择的根本原因,而传宗接代是农民富裕后生育儿子的主要考虑.因此,扭转人们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是解决出生性别比上升的治本之路.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未婚青年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的调查研究(二)

一、未婚青年的生育需要分析(一)未婚青年生育需要的总分布情况在调查表中我们共设计了30条生育需要,为便于分析,统计时我们将这30条生育需要归结成10条生育需要,它们是:(1)要响应国家号召;(2)怕影响工作、学习和活动自由;(3)怕体力和精力消耗过大;(4)传统生育思想,如考虑到要“传宗接代”、“一男一女一枝花”等;(5)儿童的成活和教育;(6)解除后顾之优,如考虑到老时有人照顾和赡养等;(7)怕受经济制裁和政治处分;(8)家庭经济利益,如考虑到男孩劳力强,对家庭经济有帮助等;(9)要求落实独生子女政策,如对社会上招工、提干男性优先的不满;(10)性别的偏好,如认为女孩子听话,会做家务事等.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