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钓鱼岛问题的缘起

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图谋由来已久,因“二战”战败而未得逞.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端始于1970年前后,主要是因为美日在“归还”琉球的谈判过程中私相授受,擅自宣布将钓鱼岛划入“归还领土”之列,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美国政府则以所谓“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立场巧妙地成为“第三方”,并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中日两国进行牵制和平衡.     

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是甲午战争遗留下来的、与＂二战＂后美国横加干预密切相关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争议问题;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地缘政治、资源能源、台湾问题等容易影响中日关系全局的局部敏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促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首先需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历史真相的来龙去脉、正确的国际法解释,并对容易引起误解的若干问题加以必要的说明与澄清。     

解析日本学界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歧见及启示

近年来,中日两国虽然并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实质性冲突,但始终处于表面和平实则暗潮涌动的状态之下。从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后,日本国内也开启了对钓鱼岛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其主张往往与我方形成鲜明对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如在主权归属、搁置共识以及战后争端爆发的根源等问题上均有不同的看法,其中甚至不乏有利于我国立场的观点。因此,通过了解日方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动态和多方观点,将对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作出积极贡献。     

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演变与态势分析

美国是影响钓鱼岛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产生、变化、未来发展趋势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但目前学界对于钓鱼岛问题中美国因素的系统研究尚属薄弱,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视角来探讨美国与钓鱼岛问题关系的论著则更少。①本文通过考察近二十年来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与实施活动,对其政策演变的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政策发展态势做出研判。     

浅议当前的中日关系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台湾问题,日本霸占钓鱼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三大障碍。应正确评估、准确定位和认识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并善于应对。历史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应相互“与邻为善”,共同构筑2 1世纪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

论文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对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对钓鱼岛争端激化和升级的背景进行了剖析。论文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它没有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可见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和避免升级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危机出现时,应该冷静处理而不是高调挑衅。为了避免争端的激化和升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在坚持“搁置争议”原则的基础上,达成5项共识。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

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根据大陆架是大陆领土延 伸的原则,中国对整个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和有 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为避免中日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来处理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围 绕钓鱼岛问题、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以及关于海洋科考通报、海洋法磋商、渔业协定、东海沉船 事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与磋商,坚定地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和在东海的海洋 权益,同时反复强调指出:维护东海稳定,避免矛盾升级,实现互利双赢对中日双方都有利。     

它山之石 可证为错——关于日方在钓鱼岛归属宣传中谬误的考证

本文针对日本外务省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问题的宣传,着重用日方史料所述事实予以验证、批驳。全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日方对钓鱼岛列岛所谓最先发现是否属实;第二,日方强调所谓再三调查是否真实地执行过;第三,日方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登岛并申请开发是否属实。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日方的宣传不仅不能支撑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列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张,反而在关键问题上涉嫌造假、欲盖弥彰。     

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40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钓鱼岛是中国的

今天世界的长期和平与广泛的融合,并没有消弭国界的阻隔和国家利益 的纷争.在历史纠葛渊源甚深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之间,关系总是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钓鱼岛主权问题就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日本长期的实际控制,数十年,几代人,钓鱼岛始终是全球华人的一块心病.     

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分析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其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本文在回顾和厘清中日关系和贸易的演进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双边货物贸易、FDI及其企业经营业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贸共赢。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思考

本文以探讨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为研究线索,探讨了安倍内阁的态度及钓鱼岛领土纠纷的成因和历史背景.并以此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和平解决钓鱼岛领土问题的途径.     

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之再考

中国古代文献与琉球权威史书均证明,钓鱼岛及其相关海上航线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并利用的。中国隋朝的相关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册封与朝贡关系后,钓鱼岛就由中方巡航、利用和有效占有。《顺风相送》一书的记载很可能与郑和奉命赴东洋、下西洋的两洋航海有关,其最终成书时间并不影响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的确凿事实。琉球国大学者程顺则于1798年撰著的《指南广义》也清楚、详细地就此作出记载。即便按照日本有关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解释,最早有效占有钓鱼岛的也是中国,钓鱼岛从来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 ,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 ,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它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作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 ,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发。     

论日本政党体制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竞选胜出并开始了执政之路.民主党的执政,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使日本政党体制的复杂性逐步显现,日本具体是朝两党制、多党制发展,还是向一党独大制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本文认为,民主党执政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何合理研判日本的政治走向,理性应对中日之间的分歧,成为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重点.     

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

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大胜,自民党大败。9月16日下午,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新首相,组成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的三党联合新政权。战后以来（或日“自1889年即明治22年以来”）,日本首次因众议院第一大党交替而建立新政权,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政治真的走上了战后历史的分水岭,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日本政权更迭对今后中日关系将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上述问题便构成本文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