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对儒释道三教之批评与会通思想论析

晚明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达到极盛,并延及清初。方以智于明亡后拒不仕清,逃禅遁世,研习佛禅,传法几二十年。他也接受了三教合一之说,但是,他并非简单地认同此种社会思潮,而是对三教之优缺点皆有明确认知,对各家缺陷予以批评,并提出了补偏救弊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会通儒释道三教。探讨方氏佛学思想及其会通三教之说,对研究明末清初之社会思潮颇具意义,于了解哲学史、思想史亦具参考价值。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中医哲学发展史观

"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是传统中医哲学的基础,重构与时代相适应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医哲学是发展方向.中医正处于"三教合一"的基础已被破坏、而"三流合一"的体系尚未建立的思想真空期,这是中医危机的深刻原因.清醒认识中医哲学发展史观,是挽救中医的关键.建立"三流合一"的中医哲学更是复兴中华医道、中国哲学、中华文化之必须,也可能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     

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开展对话的基础前提是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客观形态,这样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形式便表现为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对佛家和道家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进行评判。而佛家和道家面对儒家的评判则在儒家的独尊地住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对话的性质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沟通。     

“夫一心者,万法之总也”——唐宗密禅师调合三教思想略析

宗密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他将儒、道的思想汇入佛教的业报说中 ;将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自然元气说与佛教因果说会通。而且用佛教的理论来评判儒道两教 ,认为佛教高于儒道。并以“心”为三教的统率 ,从佛教出发来论证三教合一。     

略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

政治上讲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等级森严,道德伦理上讲惩忿窒欲、净化人心、放弃自我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     

方以智“三教合一”的超越性道统观

方以智吸收了《周易》及道家、儒家等学派对道的解读,提出了道即自然变易的中道,并认为这一道为三教及百家诸派以不同的学术方式诠释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复合式道统谱系,从而超越了儒家以尧、舜、孔、孟为核心谱系的单线条道统模式。从学术心理上探究,这种超越性的道统观是方以智内心深处奉儒家为正统的保守政治信仰与融三教百家于一炉的开放学术思维之间冲突与调和的产物。     

明内廷神仙剧研究

神仙剧是元明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对这类剧作的评价历来不高,特别是对明代的神仙道化剧评价极低.客观地说,明代神仙剧的成就的确远逊于元代同类剧作,但是并不能说其存在没有价值,特别是由宫廷艺人创作的内廷神仙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由特殊创作人员专门为特定的观众创作的作品,对我们考察明代社会政治背景和统治者的态度有一定的价值,而其又以强烈的舞台性和观赏性为清代宫廷大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明末三教融合思潮之原因再剖析——以憨山德清注解三教经典为例

明代是三教合一思潮兴盛的时代。憨山德清是明代的四大龙象之一,其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标识三教融合的著作,一直是学术界力证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经典文本。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憨山德清注老、庄的缘由之分析和反思,力图从更深和更广的方面找到佛教本位下的三教合一深层次的背景原因。总结出明末从佛教的立场而进行的三教合一不是表面上三教理论的融合,而是由于佛教的衰颓,包括憨山大师在内的诸尊宿力图从明末丛林颓然中重立自身的结果,其过程是通过佛教之判教,融儒道入佛而树立三教中佛教殊胜地位的独特途径。     

七朵金莲最先放海上文章第一儒——论马丹阳与早期全真教的发展

在全真教发展史上人们较多地关注王重阳和丘处机的作用,忽视了第二代掌教马丹阳。事实上,马丹阳掌教时期是全真教发展的最关键阶段,对全真教早期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功绩卓绝,本文拟从组织建设、教义革新、扩展信众等方面全面分析其作用,敬请方家指正。     

试论陆九渊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

陆九渊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一个可以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的背景下,陆九渊不可避免地要与禅师道士交往。陆九渊与佛道交往为其思想的形成储藏了丰富的营养,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陆九渊对佛道的利用与吸收是全面性的,涉及到本体论、心性论及修养方法等方面。陆九渊站在维护三教所均有者与承续孟子道统的立场上,主张三教会通,吸收佛道的思想,以道外无事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心性观及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为纲要建立了融通儒释道三教的心学体系,成为儒家主张三教可以合一的第一人。     

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

明初的社会情况和统治者的引导,使儒释道得以并立,共同为朱明统治服务。三教情况与元朝有所不同,明代以儒为主,而佛道辅之,且有相互圆融之势。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初帝王的言论和政策中表现比较明显,还体现在诸大臣的思想和实践中。是为明代三教合一之发端。     

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龙门派利用战争期间广大平民梦想和平的社会心态,在山西迅速扩大教势,全真教道观发展到了约300座以上,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势力最庞大的一个区域。元明之交,全真教衰落,但却遗留下一批像永乐宫与龙山石窟这样的全真教文化遗产。     

《西游记》中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明代中后期正处于思想新旧杂陈之时,《西游记》恰逢产生于此时。面对个性张扬、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作者吴承恩对人性有其独特的体悟与思考。为了拯救浇薄的世风,使人心复归于正,他以宗教为救世良方,要合儒、释、道三家之力,让世人收心养性,“合和四相复修身”,达于完美的人性修养境界。他所追求的完美人性是佛性、道性与儒性的相统一又高于这三性的无私无欲的境界。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对孝道伦理的维护

金元时期,因战乱的影响,北方社会包括孝道在内的伦理道德遭到空前破坏。在统治者无法建立稳定统治的情况下,全真教却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尽力予以弥补。教祖王重阳创教时即援引儒家之孝道,且把儒家经典《孝经》引为全真经典。其后全真教的许多道士也身体力行,或者宣传孝道,或者践行孝道,对世俗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全真教之重视孝道,究其要因,一是战乱导致社会伦理崩解所带来的刺激,二是全真教内许多道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三是全真教借孝道建立教内等级秩序。     

宋明禅思想的“混融”发展演变及成因

由宋代至明清,中国宋明禅思想的发展演变,先后经历宋元看话禅和明清念佛禅两次思想转型;流行于宋元时期的"禅净双修"及"三教合一"等"混融"发展禅思潮,亦于明清时期渐趋主流,致使宋明禅思想的发展更趋衰微。而唐五代以来之所谓"无修无证"、"无佛无法"的"无事禅"思想,也由宋元进一步泛滥至明清,成为推动宋明禅思想"混融"发展演变及转型的根本内在思想原动力。     

马一浮论三教同归性命之理

在马一浮看来,在具体的学的层面,儒释道三家彼此不同,但在道不可传、反己自求、得道于身这三点上是一致的,即求道的方向上是相同的.思想可因人而异,生命则是人人所同,三教同认不可传的道即指身心性命之理而言.此理乃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理.它超乎一切有限生命之有,是证悟所了,非言思可及,故不可传;它又不离一切有限生命而发挥作用,作为其本心而潜在于每个个体生命的身心中,故可觉悟证受.     

论沈约的佛教思想及其创作

沈约是南朝创作佛教作品较多的文人,其佛教作品创作时间上集中在永明年间和天监初两个时期,内容上包括通论或专论类、义章类、争论类、杂论类四类。其佛教思想主要属于大乘涅佛性学说,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通过渐修而达顿悟,强调慈悲戒杀。同时,其身上又体现了鲜明的儒、释、道三教调和性,儒家进取思想是其安身立命之基,释道二教则是其精神解脱之途。其中有政治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环境、时代风尚的影响和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     

“性灵”理论与金元时期性灵思想

中国古代性灵理论源远流长,自先秦诸子萌芽出性灵之概念,发展至明清而臻于丰富,自足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壮观之象,其对古代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之影响甚为深远。其中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对性灵理论做出了重大的演变和推助,将宗教涵蕴融入其中,使性灵的涵义得以拓展延伸,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     

传统中国的宗教和谐论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单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战争或宗教冲突。佛教与道教在一个政治原则下和谐相处,建构了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和谐模式。这一历史特征,贯穿在中国唐宋及其后各个历史时代。与此同时,被普遍认同的儒家伦理实现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功能整合,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和合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