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意识”改造：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家族本位是其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经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但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思想交汇、碰撞中，农民依附与主体意识并存、传统与现代意识混杂、科学民主与迷信宗法意识交织在一起，其正直、诚实、善良、勤劳等美德，无形中被依附、顺从、自私的“农民意识”所吞没，他们开拓进取的活力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改造“农民意识”，无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论新时期中后期小说中的"结构"意识形态

新时期中后期小说在解构性写作姿态的背后潜藏着无所不在的“结构”意识形态。它以对启蒙叙事的消解,放弃了对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的整合。人的生存过程和场景被纳入“结构”中,人的具体性、复杂性被个体无法把握的“结构”所控制,成为话语、权力和社会过程的产物。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性别意识演变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生存现状

女神——女奴——女人的女性发展史为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营造了一道隐形紧箍,“无性”知识、“有性”现实又将其推到了社会职业压力、家庭职责压力及自我价值追求三维压迫之下。唯有“西方性别意识本土化”、“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个体性别意识现代化”,才可能助中国知识女性从夹缝生存的状态中突围而出,并协助全体女性实现作为“人”的解放。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     

从规训到控制——“算法本体论”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探微

因凭数据资源赋予的强大权力，大数据算法崛起成为去中心式交互网络中的高效行动元，算法对个体生活交往架构的重塑为“算法本体论”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合法性基础，算法在幕后“提线”操控着网络主体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治理的关键变量。传统福柯式的意识形态规训体制逐渐被算法时代开放式的多元主体控制矩阵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处境遭受严重挑战。为实现从算法操纵主体到主体控制算法的反转，从算法失位到算法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归，应协同加强数据治理，打通数据孤岛、深耕人机合作，推进技术升级、创新叙事形式，生产优质话语、完善制度设计，坚持主体自律以形成治理合力祛除算法之蔽，为走出“算法本体论”时代价值引领的迷宫提供阿里阿德涅之线⁽(1))。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女性的自我突围与回归

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王安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以“城市”为窗口，从女性个体对孤独这一生命原生态的反叛与认同，对母性的拒绝与回归中，对于家庭的独立与依附中，实现她对城市女性生存意义的体认与终极关怀，并找出一条救赎之路——建构女性自己的精神空间。     

传统孝观念及其淡化的时代解析

养敬亲长、慎终追远这一传统孝观念生发于人的情感本能,饱含人的功利考量,体现着人的自我超越.新形势下,传统孝文化内在的张力不断凸显.“事生”、“事死”和“孝治”为内容的传统孝观念遭遇家庭结构、个体意识、市场经济、生人社会等变化因素的消解.这种消解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危机,要求放弃家庭养老为主导的孝亲模式,让政府与社会组织承担责任.     

"新写实"小说的悲剧意识

“新写实”小说以逼真的写实手法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种种烦恼和不幸 ,表现了对个体生命前所未有的关注 ,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现状及人的生存价值的质疑质和探索。“新写实”作家在冷静探索和表现现代人的生存本相的过程中 ,流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市民社会的到来 ,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 ,是这种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     

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在集体化时代,为保障农业集体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的约束、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流动上的限制等手段使农民投身于农业生产,但劳动安排和工分管理的不足使集体生产产生困境。一些农民往往跨越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进行手工业劳作和倒买倒卖,这些手段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受到约束限制,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不过,村民依然通过非农业劳动甚至偷盗来获得生存所需。农民的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对于农民的生计观念和谋生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现代性逻辑遭遇到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抵抗,使看似无可辩驳、无法更改的人民公社体制机体受到村民虽然微弱但却是日积月累的侵蚀。     

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

基于对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分析农民建房攀比行为的动力。在宗族型村庄,农民建房行为受家族观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育观和建业观,这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后,村庄形成相对平均的社会分化网络,而农民也逐渐形成个体责任观,即家庭经济状况由个人负责,于是每个家庭都有着追求家庭优越地位的冲动。实现村庄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外在动力,两者通过“争面子”和“保面子”的面子运作在村庄形成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的“形势”。     

《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一个具有审美主体性的生存个体，历来被塑造成主体属性缺失的“天使”或“恶魔”形象，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实施客体化、物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基于此，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探讨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绝笔长篇《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以揭示身处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夏洛蒂大胆地把女人当“人”来写的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意识形态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四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关涉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关涉民族团结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这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将意识形态系统的四个逻辑体系即“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和“行动-传播体系”，作为切入点来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结构，并紧扣这四个维度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可为之径。     

集体化运动是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的运动

温锐在《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撰文认为：集体化运动不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而是一场农民被平均主义全面改造的运动。从理论上讲，“私有”是农民的“天性”，这种“天性”则是“一大二公”及其平均主义的“克星”，总体上说，50年代中国农民主体的“发家致富”意识和现实     

家族主义精神与中国社会的改革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家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影响十分深远、普遍和持久的最为基本的文化精神。家族主义——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个人是为家庭而生存的。在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上,家庭被认为绝对占诸首要地位。所以,个人获得功名,叫做光宗耀祖,有损于家庭的个人则被称为“败家子”;个人的生命延续也是为了家庭(家族)着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已是深入中国人心灵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刘国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许多传统的、曾被人们视为准则的东西在动摇和改变。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一直被我们作为道德核心的集体主义，也一度被许多人怀疑甚至否...     

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的路径探析

[摘　要]　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的过程，农民的底层创新实践包括生存压力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修改”、经济理性主导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突破，以及权利诉求下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政策修改和“合法化”农民创新实践两种方式实现了底层创新向上层建制的转变。上层建制受到维护政治统治、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