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潜流里的歌声——论白洋淀诗群

从细部考察白洋淀诗群变化中的文学实践,并在语境的追述中呈现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之间的血亲关系,进而充分说明白洋淀诗群在现代主义诗潮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发掘其在文学史和诗学层面不容忽视的意义。     

论白洋淀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地下文人群体,人们总能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诗人们展现白洋淀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无限联想与感慨的诗作,从中可窥见白洋淀对诗人们的创作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白洋淀于无形中影响着诗人们创作的内容与风格。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

“白洋淀诗群”这一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一般研究者把它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视作“前崛起”、“前朦胧”。其实这两种诗歌是有实质性差别的。“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及其文学史价值

"白洋淀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重新发掘、评价,并已经典化。从向内——对当时历史语境中诗人内心的个体追问,以及向外——诗人对异化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两个维度解析了"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阐释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价值。这体现出多元文学观念的重建和时代的进步。     

提前抵达的诗神——白洋淀诗群对既往诗歌话语的超越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写作"尤其是"地下诗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文革语境下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 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这都重新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审美视阈.     

《诗三百》的经典化及其影响

我国上古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作品,经过孔子及汉代儒家学者的整理、传授和阐释,实现的经典化,相当程度的失去了其原真风貌;由秦汉儒家诗学理论确立的中国诗学传统,对个性化的抒情予以遮蔽乃至否弃,对中国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历史叙事经典化的权力特征——石门坎现象个案研究

本文从历史叙事经典的文化理论着手,以石门坎现象为个案,探讨了石门坎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指出经典是权力者建构的产物,经典迁移后权力关系会发生变化。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略论近代叙事诗的“诗史”特征

近代叙事诗不仅详尽地描绘了中国近代的各大历史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部风云变幻的近代史,而且放眼看世界,对近代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也作了记录和反映,充分彰显了中国叙事诗“纪实性”的特征,堪称当之无愧的“诗史”。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

在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意义上与"描写"、"抒情"、"议论"概念相对的"叙事"概念由于赋予了西方叙事学的学科意义,其内涵与外延大大丰富,发展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中多门学科共享的核心术语。论文从西方叙事学中"叙事"概念的学科意义切入,梳理"叙述"向"叙事"转移及在现代语境下融合、分化的嬗变历程,考量"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和功能特征,并试图以此为起点,系统探讨语言理论对叙事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浅析叙事词成因

词的叙事方式与小说、戏剧等相比有着独特之处,它多采用场景式或跳跃式叙事手法,进行大量的细节描写和留白叙事;词的叙事性充分体现在词牌名、词题、词序和正文这四个方面,在各部分中词的叙事性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北宋中期词题材内容的扩大以及长调慢词的大量创作等,词的叙事性大大增强,自觉创作叙事词的现象开始出现;传统的叙事文学样式和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要求也对词的叙事性有着一定的影响。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