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对酒不能言--论阮籍与酒

酒与文人的结合是中国历史一个闪亮的焦点。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选择饮酒而狂的人生有其深厚的原因。酒与阮籍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成为名士生活的典范。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之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特别是阮籍诗中无酒可谓文坛的遗憾 ,由此引发我们对于魏晋时代的深入思考。     

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言行、创作及思想,是魏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表现,他的作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不同时代却有相似命运的文人有着共同心声.1994年以来的阮籍诗赋研究,基本延续着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并朝着立体化、层次化的良性势头发展.     

谈魏晋风度对封建士者群体的影响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子群体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叛逆.其行为的放荡、个性的张扬以及狂浪背后的迷惘痛苦,令人惊骇.本文通过对魏晋风度产生的根由及具体表现的阐释,透析这种行为对封建士者群体的影响,旨在说明士者于两难抉择时的痛苦无奈.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庄子"逍遥游"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

魏晋人在诗中对庄子的“逍遥”境界有比较集中的描写：阮籍的以“心游”为精神的慰藉和解脱,嵇康的心身同在现实中的优游容与,西晋人的顺自然之游,以及陶渊时的心与自然泯一,可以说无一不禀承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这正是魏晋人追寻自己个性自由的表现。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阮籍的悲情性格与其文学风格

阮籍生活在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自身和社会的因素造就了他的悲情性格,表现在日常行为上为佯狂、酣醉、至慎、谈玄。阮籍的悲情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学风格,文学创作表现出悲凉压抑、飘逸高远、含蓄幽深的风格特征。     

论杜甫之狂、逸与礼佛

杜甫是狂人,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即对礼的亵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另外,杜甫还信佛,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交付给佛教.     

略谈沙白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任何成熟的诗人,他的作品都要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格调和气派,也就是说,诗人在一系列作品中要表现出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这就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艺术风格。一个诗人的风格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它是诗人生活、思想和创作实践的产物,因而,布封说“风格是应该刻划思想的”,“风格都是本人”。(均见《论风格》——在法兰西学士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的演说)另一方面,诗人的风格往往不是单枪匹马形成的,他往往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     

忧伤而深沉的心灵之歌——阮籍《咏怀诗》初探

魏晋至南北朝其间,充满了战乱、灾难、血污、烈火。正始年间的司马氏加紧篡夺曹魏政权,推行虚伪的名教,加强恐怖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开始变态。许多人表面看放纵不羁,风流潇洒,内心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忧虑、恐惧之情;常常是口不臧否人物,心中满腹牢骚。“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作为正始文学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作品也同样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以抒发内心感受为主与情感表现的闪烁不定,正是阮籍诗歌的主要特色,这在他的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有明显的体现。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索。     

世说人物形象在唐诗中的接受与重构

《世说新语》记叙了魏晋名士的言谈风尚与逸闻趣事,其中涌现的人物形象个性瑰奇,类型多样。世说人物形象与魏晋风尚影响着唐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死意识,一定程度塑造了唐人人格与唐诗诗格,同时,唐人在接受世说人物形象时,置其于新的现实情境,如将阮籍之穷途具象化为旅途、别途、仕途等,并将其绝望、不得调和的穷途之哭解构为因时代朝气驱散穷途风霜、借佛家精神消解行路之难的独特困境心态;打破了“东山再起”的仕隐平衡,用唐代积极向上的政治理想和精神风貌感染着谢安自如于仕隐之间的高士清醒,在诗歌创作中完成了对世说人物形象的接受与重构。《世说新语》也借此通过诗歌在唐代及后世传播。     

阮籍及其诗文的精神世界

阮籍既是魏晋时期士林的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从“济世之志”与“酣饮为常”、儒家思想与“不拘礼法”、“越名教”与“任自然”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 ,可见阮籍及其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精神世界     

阮籍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

对于阮籍,有誉为表现了“魏晋风度”,亦有贬之为“垮掉的一代”。他在宦途上逃匿退避与虚与委蛇,是生存夹缝中迫于无奈的抉择;“嗜酒”“酣饮”,是全身自保的一种手段;越礼反俗的狂狷行为,却带着人性觉醒与思想解放的意义,具有殉道的精神。他的避世远祸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不属于“应该否定”之列,而应该给予肯定与赞扬。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阮籍见容于司马氏的原因何在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是我国魏晋之际,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所作《咏怀诗》八十余首,极隐晦曲折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及自己心中极端的苦闷和难以排遣的忧愤,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阮籍生当魏晋更代的多事之秋.据史载,为了同曹魏氏争夺最高统治权,自嘉平元年(249)到景元三年(262)短短的十三年中,司马氏便凭借阴谋和残忍先后进行了七次大的杀伐,结果,曹魏政权的骨干力量被基本击垮.“正始名士”何宴,及夏侯玄、诸葛诞、母     

解析魏晋风度的精神本源

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个性最张扬的一代之文学 ,它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精神土壤。魏晋风度的创作主体即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在混乱的时政中突显 ,放达玄学在与虚伪名教的较量中勃兴 ,狂狷之美对庸呶世俗进行抗争 ,正是当时时政的孕育 ,玄风的飙起 ,审美的嬗演 ,成就了魏晋风度 ,这也就是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魏晋风度产生的精神本源     

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情结

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 ,忧生切骨 ,陷入生命悲剧之中 ,他不屈地探索 ,企图超脱这悲剧人生 ,但往往陷入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中 ,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生命情结。阮籍的《咏怀诗》把这种情结艺术地再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济世志的追求与裂变 ;礼教的否定与放达不羁的行为 ;归欤之情与归隐的否定 ;玄学生命家园的寻找与失落 ;游仙的矛盾与否定一切。阮籍在极度矛盾痛苦中 ,执着于生命的完美追求 ,在追求中展露出生命的本真 ,凸现出个体生命的意义 ,给人类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论人物品评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

人物品评作为汉末魏初一种特有的时代风尚,在魏晋六朝时期经历了从政治性到哲学性和审美性的转折变化。而后者从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情感的张扬、人物与自然美等方面,对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试论阮籍和陶渊明诗歌的玄学精神

阮籍和陶渊明是魏晋时期前后相映生辉的两位大诗人 ,在他们所创造的风格各异的诗歌中体现出他们与玄学的内在联系。阮籍是一位崇任自然的玄学家 ,陶渊明深受玄学“独化”论的影响 ;玄学性情说使文学进入了一个抒情化、个性化的时代 ,阮、陶在诗歌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性情说的追求和发挥 ;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 ,阮、陶诗歌创作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 ;阮诗耻于言酒 ,陶诗津津乐道 ;阮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消极悲观到陶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