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美不胜收的离别之歌——论《再别康桥》的艺术之美

《再别康桥》是现代著名诗人、新月诗派的主将徐志摩先生的代表诗作。该诗既融入了自由体诗歌的现代元素又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意蕴丰富、音律优美的精髓，呈现出底蕴深厚、优美清新的风格。新月诗派的又一主将闻一多先生，提出了新格律诗主张，即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深潜的美学思维轨迹──从《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

闻一多关于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现代唯美主义的纯形式追求。从其《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之间，深蕴着贯通二者的美学思维轨迹──中国新诗不能全盘西化，而应具有和谐的格式和韵律这一东方古典美的原则。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论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和而不同

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及接受语境的拘囿,自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后,纯诗理论必然会发生变异,具体体现为中西诗学追求的差异。但作为一种源于西方而在中国应时而需的美学概念,由于中西诗坛艺术目标的一致性,西方的纯诗理论和中国纯诗写作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指向。纯诗写作受到中国现代诗界的广泛认同,现代诗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扬弃,让纯诗理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精进和品质提升。     

“湖畔”诗派与儿童文学

“湖畔”诗派以其爱情诗和抒情小诗闻名于现代诗坛，而其作品中总是洋溢着雅趣天然的“童心”美。本文试图从这一美学风格的产生原因、在作品中的体现及其历史价值等三方面，论述“湖畔”诗派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诗·隐·禅——略论禅宗之于王孟诗派的影响

从禅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对于王孟诗派的影响着手讨论王孟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以禅入诗,诗中有禅,以禅喻诗,禅思与隐逸思想的契合,使王孟诗派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人格、隐逸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而成为有唐一代审美主流之一。     

新人文主义与闻一多的《诗的格律》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奠基之作———闻一多《诗的格律》所产生的学理动因是什么呢? 学界尚未就此作过深度的探索。一般均认为,初创期的新诗因其形式简陋单一,创作粗制滥造,迫使它改弦更张,但这仅是形式动因。以新月诗派为代表的,以《诗的格律》为理论基石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在理论上缘起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两者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这是其学理动因;而在新诗发展史上,则属于古典主义思潮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     

唐代山水诗与19世纪初英国湖畔派

唐代山水诗与十九世纪英国湖畔派以描写自然山水为立足点,以饱蘸感情的诗笔咏赞大自然,用诗歌表达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本文着重从唐代山水诗与英国湖畔派诗两诗派的诗歌内容上进行阐述,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两诗派内容表达上的特色。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中国纯诗的音乐本体意识

中国纯诗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的整体追求里,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形式,这是他们苦心寻找的"纯然的"现代诗.在这个诗形里,诗人们刻意抛开惯常倚靠的音律,力图用情绪的节奏组织诗的内在结构.表面上,"现代"诗人这种"纯然的"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宗旨有着一定的偏差,但实际上,"现代"诗人努力打造的中国纯诗并没有放弃音乐性,他们强调的"不用韵脚,不受格律的束缚",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音乐的"缺席"与音乐性的"在场".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开放的现实主义──评艾青30年代的诗

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中,艾青林现代诗派“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其实他本人正是这“一群”中的一位。艾青不是那种以写作数量取胜的诗人,支撑起他艺术生命的是响响当当的诗作本身。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立足于中国大地,用从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出了刀年代中华民族风雨与愁云交错的心曲,创造了一种东方美与西方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因此与臧克家、田间一道,成为30年代诗坛的骄傲,成为继郭沫若之后新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忧郁的“时代诗情”宁可失败于艺术也不失败于思想的艾青,受“最伟大的诗人,…     

论中国新诗派的审美特征

中国新诗派诗人吸收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审美特征,创立了一种新的诗美传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与完善。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     

唐湜诗论：扶持诗的新生代

唐诗论扶持诗的新生代,批驳某些刊物对《中国新诗》的攻击,从个案与总体两方面探讨九叶诗派的特征;其诗论推进了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古典意蕴的现代新变——吴兴华“化古”诗述评

吴兴华一方面在"新月诗派"的余波中重现形式秩序的试验,另一方面,又综合了"现代诗派"的现代"诗质"的探索,并以其一个独立个体的自觉,担负起了继往开来的文化使命,在认同形式的规范和约束下,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之上,把模糊的概念和界限发展成型,从而促进了诗人和读者共同中介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