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东卜辞中的“延祭”

花东卜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材料。本文从这些新材料中总结出商代的一种祭祀方式——延祭，讨论了“延祭”的方式、特点及其性质，并尝试着对王：卜辞中的一些相关现象进行了解释。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率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有显著下降。殉祭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殉祭动物个体数量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较多。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平城时期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最为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农耕-游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民族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说“伐”

伐的本义为以戈击人。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伐形多象用戈刃击人颈,以示击杀。卜辞所见杀人以祭之“伐”,用的就是本义,如“其伐十人卯三牢”(前·1·18·4),谓伐杀十人与卯杀五牢以祭也,(伐与卯均为殷祭祀时的用牲之法,伐,以戈击人颈,卯,杀也,)又,“伐廿鬯卅牢卅”,谓伐杀廿人与卅鬯卅牢同祭也(鬯为祭酒,牢为祭牲)。伐字在使用过程中,由本义大致分三路引申:一是由以戈击人之击,引申为用于战争方面之攻击,如习见于卜辞之“伐某方”及《左传》中“齐师伐我”之类的“伐”,义为“征     

先秦天子大祀牺牲考

先秦时期(主要是周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祭的天、地、宗庙大祀及有关牺牲的礼法仪制主要有如下六项:(1)选牲,行于正祭的三个月之前,有角体、毛色、牝牡、大小四方面的要求;(2)养牲,将入选牺牲系养于特别洁净的牲牢,直至正祭,历时三个月;(3)省牲,正祭之日前一天的晚上,对牺牲再次进行全面的检查;(4)迎牲,正祭之初天子亲自将牺牲迎至祭祀场所;(5)杀牲,天子礼仪性地射牲或宰牲,以示亲杀;(6)荐牲,含有荐血、荐腥、荐熟等礼事.     

日本关西地区的城市祭（节日）文化

日语中的“祭”（MATURI）为祭日、节日或喜庆的仪式之意。传统的祭是击退病魔和天灾人祸，祈祷平安及五谷丰登的神事，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庙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祭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本文以日本关西三大城市京都、大阪、神户的代表性“祭”为主，分析和探讨了现代日本城市中形式多样的“祭”的意义。可以说，祭是现代日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祭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再创新”，形成一种文化再生。     

古代燎祭用物及其意义

燎祭是古时一种通过积柴燔燎而祭祀的重要祭法,从古代文献的植被记载、华北植被考古调查和民间习俗及树木特性来看,燎祭使用的柴薪多是栎、松类树木,且多限于暖温带落叶阔叶类树木,反映出祭祀礼仪中采用的原料的地域性,无形中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区别;燎祭所使用的物品种类和施行方法,表达出古人的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观念.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

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两份敦煌镇宅文书之缀合及与道教关系探析

<甲戊年正月廿二日洪润乡百姓高延晟祭宅神文><押衙邓存庆镇宅文>和<敦煌王曹延禄醮祭文>是反映归义军时期敦煌民间信仰活动的三份密切相关的文书.本文首先对两个<甲戌年正月廿二日洪润乡百姓高延晟祭宅神文>残卷进行了缀合和校录,并对由多份残卷组成的<押衙邓存庆镇宅文>作了进一步的拼接和校录,而后就三份文书中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及与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探讨.     

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人祭习俗商盛周衰原因新探

商代盛行的巫术观念是人祭广泛实行的思想根据;异族间文化冲突所引起的种族仇恨,使得商人大量杀害异族以祭祀神灵,是人祭习俗在商代盛行的现实根据。人祭习俗在周代呈现衰败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周时期,周人本无人祭习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末周初,周人进行思想文化大变革,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人的地位得到抬高。     

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

在分析宋代民间杀人祭鬼的材料的基础上,以文献间互证的方法论述杀人祭鬼与密宗信仰的关系,说明"人祭"这种古老的野蛮信仰在宋代确实再度兴起.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柳宗元《祭Dao文》《Ma牙文》与古之Ma祭

古之军旅祭典祃祭在主祭之神上有一个迁变的过程。本文把柳宗元两篇反映祃祭的祭文放在上述背景中作以观察,以见其趋变的文化意义。     

凉山彝族祖灵祭文化内核探究

彝族的祖灵信仰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彝族产生祖灵和竹灵祭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缘由, 祖灵祭这一信仰民俗也成为彝族人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现实生活中祭祖拜灵是为繁衍子孙、六畜发达、五谷丰 登,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武威中秋节祭月亮仪式及其象征意义探析

祭月亮是武威地区中秋节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举行的仪式。通过对祭月亮仪式前制作祭品大月饼、孙猴猴盘、对花月饼、花馍馍以及祭月过程偷孙猴猴盘、剜月、泼散供品的详细描述,解读武威中秋节祭月亮仪式的象征意义,可分为实物象征、行为象征和颜色象征,同时,因民众信仰不同而象征意义也有差别。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蒙古族祭火习俗的传承与变迁——以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为例

祭火习俗是蒙古族流传了千余年的古老习俗,从原始的萨满教到红帽派喇嘛教,再到格鲁派喇嘛教的盛行,祭火习俗原封不动地流传到了今天,至今还在发挥着它的功能,其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去探寻它的源流和内涵,以及在现代语境下它如何适应民众生活,调适自身.本文选取内蒙古东部地区赤峰市为调查点是因为赤峰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和阴山的中间地带,是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交界处.习俗上略受汉文化影响,也正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这也为祭火习俗的变迁提供了客观的研究环境.     

韩国江陵端午祭研究

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演出过程和核心内容来看,其实质是“祭”仪,即韩国传统萨满巫俗和儒教祭仪的传承。端午文化作为历史上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汉字文化圈”的共同文化现象,在各个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端午文化都具有共同的“文化分母”,即祈福禳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