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往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政府应重新恢复“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制度理性：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治理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具有制度理性。在公共治理的主体中,尽管其他组织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现阶段社会不和谐,从治理的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非理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选择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的实现

教师课程决策是一种存在于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性行动。在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具有公共理性、公共协商、公共制度三种公共表征。具体而言,公共理性是教师课程决策的公共性基础;公共协商有助于教师课程决策共识的达成;公共制度是教师课程决策的保障。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的实现需要唤醒教师的“公共人”意识;建立教师研究共同体,推动教师课程决策的公共参与和协商;建立教师公共意志表达机制与利益共享机制。     

和谐社会建设中公共理性发展战略与策略初探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全民基础上的开放持久的学习,从而使公众在整体上拥有进行公共选择的理性和监督的能力,这是中国21世纪文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通过对公共理性内涵的界定,提出了基于网络环境发展公共理性的策略与方法。在对处理人类活动系统问题的软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于发展公共理性的公共智能模式以及公共理性的形式化表达方法,从而为网络环境下公共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以被认知和实践的途径。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法律视角下教育惩戒的正当性

从法律的视角,深刻论述了教育惩戒的正当性,明确指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惩戒以及教育惩戒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合乎理性,并具体提出了教育惩戒的实施限制。这无论是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现代教育观念,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对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价值澄清理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析

价值澄清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批判继承其合理方面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价值澄清的视角,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向实际生活的回归、注重学生内在道德冲突的激发,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加强课堂教育的行动性,以期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产学研视阈下应用型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加强,金融体制进一步变革,金融行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在产学研视阈下,应用型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应具有相应的优化方案,更好地体现出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金融专业人才。     

孔子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启示

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不能满足"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需求,加快工程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孔子在教育公平、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思想对当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应在培养目标上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强调道德教育的基础地位;在教学方法上坚持"因材施教",加强创新教育,切实推进启发诱导式教学、研究性学习、开放式教学。     

论公益诉讼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公益的提倡及维护 ,是现代法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一般认为 ,公法侧重于对公益的调整 ,私法偏重于对私益的调整。但是 ,行政诉讼如同民事诉讼一样 ,偏重于对私益的救济 ,所以 ,在经济生活中 ,公益经济的司法救济是相当缺乏的。本文着重从公益的内涵入手 ,检讨传统诉讼在救济公益经济方面的制度缺陷 ,分析公益诉讼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