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英文)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c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是对立的。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论亚里士多德之两种幸福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幸福定义为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另一方面又指出沉思是最大的幸福。亚氏的两种幸福观引起了涵盖论和理智论的不断争论。文章试图从亚氏对人的本性的界定来解读其幸福观。亚氏的幸福同时包含着沉思的生活和实践智慧与道德德性的生活,两者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二者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幸福就在于两者的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中西文化精髓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德性观是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孔子倡导的儒家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的伦理智慧是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中道观和中庸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内涵无疑代表了古代文明在其源头上时和谐社会建构的探索.     

古希腊实践智慧的消解与近现代技术的异化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异化”根源分别进行了自己的探究,但实际上这种异化现象从思想理论层面上来说肇端于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内涵进行过度的“技术”解释,即用“技术”吞并了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含义,从而使实践智慧被消解,理智德性也不再对道德德性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这就必然导致技术“异化”现象的发生,即技术理性被无限放大,使其与道德德性渐行渐远。因此,为了消除和防范技术的异化,应该重视挖掘古希腊哲学中关于实践智慧的合理性,从而使实践智慧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同时对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自爱、友爱与共同生活——试论亚里士多德共同生活的理想样式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要求,这涉及到自爱、友爱,营造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生活理想样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人需要自爱也需要友爱,德性人的自爱是对自身灵魂当中高贵部分的实现活动的爱,本真意义上的友爱是德性人之间的出于德性的友爱。德性人之间的共同生活是通过友爱的方式来维系的,而德性人之间的友爱也需要共同生活来实现和完善,对自身德性的爱和对朋友德性的爱是从自爱走向友爱的关节点,友爱的共同生活是一个完善的共同体中的德性人的理想生活样式。     

无须德性的伦理生活——黑格尔论现代社会的理念

比较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与古代伦理概念的区别有助于澄清现代社会的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是一个借助习惯、法律和政制搭建起来的、旨在塑造人的欲求和欲望的生活方式。对于处在自然德性和思虑德性之间的伦理空间而言,习惯、法律和制度并不是自足的,它们着眼并取决于德性。相比之下,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人无须具备多么高的德性,仅仅通过服从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就能够驯化自己的欲望,从而赢得他人的承认和自由。不过,我们需要反思,在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这仍然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自身的文明传统中再度唤醒某种伦理特质,去驾驭这些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营造出一种值得欲求的共同生活。     

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论人性假设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各种人性假设，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这些人性假设，曾为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提供过很大帮助。无独有偶，在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一些管理学家根据不同管理理论的立论，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Ｘ理论”、“Ｙ理论”等。“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其相应理论就是提高单位产量和支付高工资；“社会人”的假设认为人除了追求获…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德性：人的全面发展的个体指向

如果仅仅在德、智、体等一般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德性论意蕴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深入考察德性的特征和意义,尤其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德性.道德哲学中的德性表征着人的整体性存在,德性完善的目标就是成就理想人格,而理想人格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德性完善是通过道德修养进行的,道德修养的过程是道德主体的自觉提升过程,道德修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方式和途径.     

《论语》“勇德”思想新探

“勇”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德目。《论语》中的“勇”可分为子路之勇和成人之勇，并集中于对前者的论说。“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依仁义礼智诸德而立，与诸德目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勇德都具有丰富的意涵和重要的价值。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思想的梳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有时也包括制作活动,偶尔还包括思辨活动。逻各斯的词典意义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普遍性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部分、动物性部分和专属人的部分——前两部分没有逻各斯,后一部分有逻各斯,从而把逻各斯看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他又把有逻各斯的部分分为有理论逻各斯的部分和有实践逻各斯的部分,前者以不变的原因、原理为对象,后者以可变的人、物、事为对象;运作前者的机能叫理论理智,运作后者的机能叫实践理智。逻各斯的最完整的语言形式为三段论。表达原理的三段论为理论三段论,其大、小前提和结论都是普遍性命题;指导实践的三段论为实践三段论,其大前提为跟人有关的普遍性命题,其小前提为跟行为者有关的个别性命题,其结论为行动。实践三段论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行为往往受多个互相异质的三段论的影响,因此,要做出恰当的行为,就既要让欲求习惯于听从正确的大前提从而养成德性,又要善于运用理智在不同的三段论之间计虑权衡,即要有实践智慧。     

德性与法律之间——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当代践行空间

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是人的内在德性的充分展现,是先秦思想家创造的"天人合德"道德范式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完全内化于人的内心的自我约束行为准则,这一准则不具有外在强制性,因而在当代无法起到有效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而法律则是由习惯发展而来的外部强制的行为规范,这一外部行为规范所满足的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最低要求,这一最低要求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必须靠内在德性与外在法律的结合,方可实现和谐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当代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复苏契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亦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两方面的和谐就需要在人的内在德性与外在法律之间构建一个德性践行的空间。     

人发展的伦理诠释

人的发展与人的德性追求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德性表现;不同的德性追求又内在地推动人发展的不同样态。所以,从历史态的角度分析人的发展,从伦理反思的角度揭示人发展的伦理本质,不论是对人的发展还是对伦理的发展,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性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一方面,人对德性的追求推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赋予德性以丰富的内涵。     

和而不同之“中”

“中”在中西哲学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中国的儒道释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给予“中”以强烈关注 ,不同的是 ,儒家为道德之“中” ,道家为自然之“中” ,释家为性空之“中” ,亚里士多德为德性之“中” ,四家之“中”各有特色 ,“和”而不“同”。     

荣与辱——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价值取向之比较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一种道德荣辱观,都认为荣誉是一种与政治和整个社会体系相关的外在善,应该积极追求,但不应过度和名实不符。所不同的是:思孟学派不仅将羞耻作为一种基础的道德情感,也认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德性,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德性,更加重视羞耻之心,即内在的反思和戒惧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荣誉的外在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强调对羞耻的超越,只是将羞耻作为一种德性形成过程中的有效情感和手段。     

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儒家都涉及了德性的分析和讨论。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界定为一种行为规范,作为城邦治理的一部分,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终极性。儒家的德性以天命之性为基础,既涉及个人的内在意识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外在行为的规范习惯,强调德性培养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作为政治的基础和动力而作用于社会,引导社会不断完善自身。     

生态伦理:人的"类特性"充分发挥的伦理环境

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佳体现方式是劳动实践。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以及技术的掠夺式应用中,不仅劳动失去了自由与自觉的本性,而且劳动者在劳动中也丧失了主体性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会阻碍劳动能力的正常发挥,进而导致人自身发展的失衡。生态伦理提供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伦理环境,促进了人的“类特性”的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