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级差收益”形态刍议

土地级差收益有哪些基本形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当了解土地级差收益各种不同的形成途径。土地级差收益,在其确切意义上,是指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广义农业之各个分业中,投在土地上面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而形成的收益对比上的相对差异。显而易见,土地级差收益可由下列五种途径发生: A 由土地肥力的优劣及位置的差别发     

我国现阶段不存在全民所有制吗——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十期刊登了李运福同志《关于我国国家所有制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所有制》)。作者就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如: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把全部问题的根子栽到国家所有制形式上是不切实际的”等观点,我完全赞同。可是,对其中某些观点,同作者是有分歧的。现在提出三点质疑,与李运福同志商榷,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全民所有制的存在问题     

“专名不表达概念”吗?——与张尚水同志商榷

张尚水同志在《关于专名》(见《逻辑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对专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张尚水同志认为专名不表达概念,本人却不敢苟同,现把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张尚水同志及逻辑学界的同仁们。张尚水同志在文章的开头把讨论“专名是否表达概念”的问题变为讨论“专名是不是概念”的问题。张尚水同志认为这两者是等同的,因此,     

区分两种不同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朱剑农同志商榷

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从哪里剽窃来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土地服力递减规律”是从安特森那里盗用来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商务印书馆1960年为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何宁译)一书所作的“出版说明”;有鲁友章、李宗正、吴易风编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二种观点是朱剑农同志在《土壤经济原理》(1980年修订版,其1963年初版名为《土地     

“两种生产”涵义再辨析——与孙美堂同志商榷

<正> 对于“两种生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理论界有备种不同的理解和解说。孙美堂同志的《关于“两种生产”真正含义的辨析》(载《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以下简称《辨析》)一文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是笔者以为,文中一些基本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辨析》认为,以往人们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序言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解,“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自觉不自觉地把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料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也谈“联系”——与冉昌光同志商榷

冉昌光同志在《论联系》(《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学说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在什么是“联系”,“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等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联系”? 冉文说,“‘联系’所反映的是各种事物、现象、过程以及每一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指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互作用”。我认为,冉文把联系归结为相互作用是不妥的。第一、恩格斯不是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使用“联系”这一哲学概念的。他在《自然辩证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商品经济消亡论”不是列宁的观点——与骆耕漠同志商榷

骆耕漠同志在去年发表的“商品經济的消灭及其规律的探索”几篇文章中,大量摘引了列宁的話,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了解释,企图以此証明他的“商品經济消亡論”也是列宁的观点。更令人費解的是,駱耕漠同志看不到近四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商品經济学說的創造性发展,說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真正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以来迄未解决的問題”。因此,駱耕漠同志为他自己的文章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帮助”人們分清马克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孔子不轻视妇女吗——与孔繁银同志商榷

孔子轻视妇女,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1986年6月,中华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孔繁银同志在答《中国妇女》杂志的读者问时,却提出非常肯定的与此相反的观点,即孔子非但不轻视妇女,而且很重视妇女,这犹如向平静的湖水投入一石,激起了一片不大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关于价值和价值形态的关系——与国世平同志的“重新理解”商榷

国世平同志的《对价值及价值形态的重新理解》一文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价值在先,交换价值在后,价值是和劳动产品相联系的,所以说是个永恒的范畴,交换价值和商品相联系,所以说是个历史范畴。”我对这个“重新理解”,提出以下两点与国世平同志商榷。怎样认识恩格斯的一段话国世平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在私有制消灭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这是恩格斯在1843年底——1844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的。这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马     

“亶洲”非海南岛说——与袁臻同志商榷

三国时,孙权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万人船队出海求夷洲和亶洲,虽然到达了夷洲(台湾岛),可是亶洲并没有找到。亶洲在哪里?一直成为历史上的疑案,众说纷纭。最近袁臻同志提出“‘亶洲’,应就是早年的‘儋耳’和‘珠崖’。”即今海南岛。但全文论点很值得商榷。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兼与陈振羽同志商榷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宏伟大厦的牢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则是它的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此争论较多,因此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陈振羽同志的《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一文,文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撰写此文,旨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进行探讨,并就某些问题与陈振羽同志商榷,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評“类型性格”說——与应汉光同志商榷

应汉光同志的两篇论文,对典型问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共同性格”卽所谓“类型性格”,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性格是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是从个性到阶级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因素”。尽管他一再声明所谓“类型性格大于阶级而不超阶级”,但从他的具体论述看来,我们仍然觉得,所谓“类型性格”云云,不过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与阶级观点直接相违背。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下面,我们就应文中的几个主要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应汉光同志的“类型性格”说,是以所谓“事物的本质不止一个”为哲学根据     

“审美关系”说辩——与王一川同志商榷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或者说是以审美关系为轴心为中介的美、审美和艺术三大部分的有机统一,这是周来祥同志近年来提出的观点.王一川同志在他的《美学对象不是"审美关系"》(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一文中,对这一观点,特别是对"审美关系"这一概念的规定性提出了两条诘难:一是认为审美"'关系'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宜用来指称美学研究的对象".二是指出把"审美"归属于"情感","实质上是把审美同生理、心理等同起来",把审美局限在心理领域,从而"遗忘了"社会实践".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不同意见,以与王一川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