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真假亲亲互隐——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浅析

亲亲互隐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有许多人士都就此著书立作。然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放在亲亲互隐行为的道德层面上,而且常常将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与道德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混为一谈。本文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判定以往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真假性。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也谈“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这一命题出自孔子,自然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许多学者都从伦理的层面加以论述和赞扬,有些学者还把它上升到法制的层面予以肯定,并竭力让其进入到我们现代的法治建设中来。本来一个十分普通的话题,只因为孔圣人曾经“曰”过．便如同“圣旨”,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亲亲相隐”难题的马克思诠释

《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孔子明确主张"亲亲互隐",但它本身即包含有"亲亲互谏"之义."亲亲互隐"有一定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孔子又主张"不隐于亲"."亲亲互隐"不是不要公义是非.孔子只是不鼓励因私人领域中的问题,亲人间相互告发,而主张以宗教伦理精神,通过感化来协调家庭、社会关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尤其强调孝敬父母.在柏拉图所构建的新神观念体系中,敬畏神灵即要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为普遍的律法.在此整体思想框架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子告父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亲亲互隐"的价值观念.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也谈“亲亲相隐”之本义

在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争鸣中,《〈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一文认为争议双方均误读"隐"之含义,故力图从字义训诂入手释"隐"为"直",再借助文献佐证推翻传统释义。但这一观点无论是在训诂释义上还是文献佐证上均存在着主观臆测、过度引申、片面解读等问题,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推进,要求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重视尊重人权和司法理性,使人成为人,使现代刑事法律凸显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所表现出的人性、人道以及保障人权的光辉日益彰显,其蕴含的合理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在现代刑事法治的构建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父子相隐、君臣相讳与即行报官——儒家“亲亲相隐”观念刍议

从"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看,孔孟首倡的"父子相隐"、"窃负而逃"是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不仅会在"亲亲相隐"中导致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损人利亲"后果,而且会在"官官相护"中导致为了偏袒君主官员及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损民利君"后果,甚至还会在"大义灭亲"中导致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专制利益、不惜损害自家亲属正当权益的"损亲利君"后果.     

“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能否想象一个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相互告发、相互提防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人自危，人人均对他人万分提防。由一个个人人自危的家庭细胞组成的社会。是否能臻于和谐之境？亲亲相隐与儒家孝道，究竞该如何解读？我们究竞该如何对传统中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为此，本刊特邀两位专家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也谈"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这一命题出自孔子,自然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许多学者都从伦理的层面加以论述和赞扬,有些学者还把它上升到法制的层面予以肯定,并竭力让其进入到我们现代的法治建设中来.     

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法律制度资源,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的。从人类共性和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探析亲亲相隐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从而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刑法要把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一定建立在能够期待绝大多数人为相反的行为这一判断之上。所谓"期待之可能性"实际上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考量问题。我国现行刑事法制裁近亲属之间的包庇、藏匿、伪证等"相隐"行为,实际上建立在"法治圣贤定位"之上,这样的定位是值得反省的。     

亲亲相隐制度的刑事立法设计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我国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典对此均未作规定.鉴于亲亲相隐制度深厚的人伦情感基础及其在国外现行刑法中仍多有体现的状况,我国未来立法应当重新考虑设立这一制度,对其适用范围、在刑法中的具体形式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     

论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自中国古代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经久不衰,持续至清朝末年。作者考察了其思想的源起以及在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该制度的历史成因。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二)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载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素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