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心灵化的表述风格——论李健吾审美批评的语言特征

在文学批评之中,李健吾常常以心灵化或情感化的方式把握批评对象,并不注重追寻所谓的客观化原义。不仅如此,他对词语的选择与使用也使其带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李健吾批评语言的直觉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则体现了其表述风格的心灵化。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论一休宗纯的诗歌观——以《狂云集》、《续狂云诗集》为中心

一休宗纯的诗给人们的印象与他一生的行迹一样,一直以狂著称,甚至被学者认为乃日本狂诗之滥觞。一休宗纯运用汉语创作诗歌,注意到诗与偈颂的区别,即在阐发禅理与借以咏怀方面,二者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对于诗,一休宗纯始终以清、高作为创作、品评的最高标准。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中的地位及产生的原因

闲适诗贯穿了白居易的整个仕途生涯。从中唐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以及儒释道思想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都对白居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闲适诗。这些诗是他儒家思想体系和处世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慰藉心灵的重要途径。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民间化:李渔小说的审美追求

李渔认为小说与诗文不同,诗文是做给读书人看的,所以贵典雅,小说是做给读书人是不读书人同看的,所以贵浅显。由此出发,李渔的小说创作始终体现出为大众的艺术特色,往往具有情节奇特、结构单纯、语言通俗生动而富有情趣等特点,鲜明地体现出民间化的审美追求。     

李贺诗的"内热"探源

李贺诗外表"冷艳"实则"内热","冷艳"是其外在表现,而内中却蕴含着诗人矫世的热情、人生的眷恋、个性的张扬.这些构成了李贺诗创作的内驱力.文章从蹭蹬不遇的苦闷、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概、对生死问题的困惑三个方面出发,揭示了李贺创作的心理背景和内在依据.     

李叔同《送别》词句意象考索--兼谈对古诗词意象意蕴的取用

李叔同的<送别>,全从古代诗词中采撷词句意象,以离情为意脉,进行整合,成功地创作了这首意象丰富、意蕴深厚浑融、意境清远凄美的歌词.考索其词句意象之源和传统意蕴,并关注其整合的成功,能得到文学之继承与创新的启示.     

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从历代诗评看李贺诗风的历史价值

历代评论家对李贺诗作风格的定位问题评论颇多 ,意见大相径庭。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李白、杜甫等有唐一代大文学家相提并论 ,超出了李贺自身的文学贡献 ;另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杜牧、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归于一类 ,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有的评论家抱有一定的偏见 ,对李贺及其创作持一种贬损态度 ,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的定位标准 ,并把李贺与其历史实际结合起来 ,综合历史评论家的论述 ,剖示并确认李贺诗作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开发的先声：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之推广

战时西部地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既是抗战史境下的一项经济政策,也是西部大开发之先声。该措施不仅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且对于促进西部农业的发展,加速其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