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诗的崛起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吟诵之风的形成

诗歌吟诵在魏晋南北朝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原因有很多,如时代风尚对声韵的关注和佛经转读对美听的讲求等,但诵诗的崛起当为最根本的一个。一方面,随着诗、乐的分离,文人诵诗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时,不但与音乐脱节的新的诗歌节奏需要吟诵来表现,而且获得了独立发展后的诗中之情意亦需要由吟诵来体味。另一方面,随着诵诗崛起的士人群体精神之独立,使得诗歌的主要功能由"兴""观"而转为"群""怨"。文人士子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礼教的性情抒发,同样刺激着诗歌吟诵的兴盛。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捡金荟萃 含英咀华——评《宋代诗话选读》

《宋代诗话选读》从六十余种宋代诗话中精选而出,广泛涉及了诗艺术的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体裁论、史论等。该书打破了以时代先后为序的传统编排惯例,本着古为今用、取其精华的原则,自出机杼,熔裁新制,是一部兼具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综合性论著。注解中对所选六十余部诗话原著做了简要介绍,堪称古典诗歌批评园地的艺术导游,具有工具书的实用性。《选读》不泥古,不俯就名家,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文化;许多条目,简评不简,大量考证文字大增其学术色彩,又与其普及性并行不悖。该书发扬文学遗产精华,充实古代文论薄弱环节,对学术界是一个贡献。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谈宋人对李白的评价

宋代社会结构特点使宋代士人一方面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方面又需要释放受压抑的心灵.为此,他们确立的时代典范是"诗圣"杜甫,李白虽然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却在文人雅士们的放言吟咏中受到热情的关注与赞美."谪仙"是唐人赋予李白的称号,其意义在宋代得到了深化和强化.宋代大量歌咏李白的诗歌赞序体现了宋人对"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宋人对李白的微妙态度也成为宋之后历代论者评价李白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入"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在古代,由于战乱、传播条件及各种原因所致,诗歌作品大量流失、散佚,诗人事迹多湮没不传.历代诗话凭借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传播功能,将各个阶层、流派众多的诗歌、诗人存留下来,传播开来,具有极大的诗歌史研究、文学传播史研究的文献价值.为后人了解历代诗歌创作、流传及其时代风尚,掌握诗人生平事略,总结诗歌传播规律,提供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白居易的"九老会"及其文学史意文——以宋人对"九老会"的仿慕为例

唐朝武宗会昌五年(845年),74岁的白居易在洛阳与胡果等六位年纪在70岁以上的致仕官员举行"七老会",后又增李元爽与僧如满二人,遂称"九老会".白居易的"九老会"是中唐以来士人追求以闲旷心态为官处世的风气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风流佳话,引起了后人的纷纷仿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士人举行了很多仿慕"九老会"的集会,围绕这些集会产生了一大批以次韵酬唱为主要形式、风格闲适的诗歌,这些诗歌实际上属于"白体"范畴,为宋代诗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宋人庄学文学批评历程及其关注重心考察

《庄子》是融通哲学与文学的典范，历代评论颇丰。关于其文学因素的发掘，虽先秦时已有涉猎，但直到宋代时才全面展开，并成为庄子文学评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宋人对《庄子》的篇章结构、文学技艺、“三言”涵义等均提出了诸多新见。他们不但在篇章命名、结构布局、文思义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对庄子创作的情感、文势、笔法、风格、规则等亦展开了多视角的审思与研寻。虽然他们的观点并非定论，但其阐释推进了《庄子》的文学性探究与发展。     

"诗文评"五种模式与诗话之关系浅说

依照<四库全书基本模式.从宋明一直到现当代,历来治文学史、诗学史者,研究诗人创作及其生平者,探讨诗歌传播过程及渊源者,都离不开以"旁采故实"见长的"<本诗事>模式"诗话著作;与钟嵘开创的"钟式"诗话相比,欧派诗话虽然带有些"稗官"气,有些失于"冗杂",但这也正是其"体兼说部"的优势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描述的"诗文评"的几种模式,实际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在诗话中被逐步熔为一炉了.     

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与前人看法的相异之处,并探求了其中的原因。     

论韩国诗话中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兼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

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并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体系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韩国诗话的文体文献学价值及中韩诗话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韩国诗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现象探析

信巫不信医作为一种医疗陋俗在中国古代社会由来已久。在宋代 ,它不但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而且遭到强有力的抵制。在宋代大力禁巫兴医的情况下 ,由于传统观念和医学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信巫不信医的现象禁而不止 ,广泛存在于宋代民间 ,给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宋代诗话中的诗意论

宋代诗话对诗意进行了多方面的建构 ,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从审美本体角度 ,明确标树“意”为诗歌创作和欣赏之本 ;二、在诗意表现上则反复申论了意在言外、立意深远、合于风雅之义等一系列要求 ;三、从意与言、与境、与因袭、与用事、与偶对的关系角度具体探讨了诗意的创造。此三维视域的开掘 ,为后世更深入地建构古典诗意理论提供了空间     

宋人遗训中的丧葬观及其终极关怀

长辈利用遗言、遗嘱、遗书等形式对晚辈进行劝勉、训诫是谓遗训。遗训古来有之,它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士人遗训中大量出现对儒家正统丧葬观的强调。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宋儒试图通过重塑儒家丧葬礼仪来重构宗法等级,以最终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礼治的社会来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