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兰州市600份调查问卷和50份个案访谈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呈现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储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转型、消费方式多样化、消费观日渐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特征。收入状况、基本人口特征、消费制度供给、二元消费文化等是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制度供给,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对策。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离土不离乡农民工的基本状况研究——基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尝试从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对“离土不离乡农民工”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对离土不离乡农民工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有10539万离土不离乡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2．69％;平均年龄为38．01岁;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为163;82．58％已婚;96．38％是汉族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96年;职业和行业分布极不均衡;每周平均工作48．05小时;在各省（区、市）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巴西中产阶级人口首次过半,或助经济持续腾飞

巴西知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巴西中产阶级人口首次过半,有效拉动了国内消费,有助巴西经济发展中实现的良性循环。2011年巴西GDP约合2.38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1.22万美元,正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家庭消费总额达到2.34万亿雷亚尔(1雷亚尔约合3.7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61%,估计到2015年将占GDP比重的63%,其中中产阶级家庭消费额将达到1.46万亿雷亚尔,超过高     

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市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和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凶与对策探讨——基于皖北D县的调查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皖北D县的8个自然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排斥和信任机制缺失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因。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二元性及其返乡消费高可见性符号特征——基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的对比研究

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进行了对比,以返乡消费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构建了身份二元性、 社会融入感知、 身份重构动机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相比,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科学理性消费.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ur analysis of a recent survey uncovere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curvilinear, showing that increasing income yields diminishing returns.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concerning migrant workers, we suggest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orest migrant workers, small increases in income are correlated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ed social comparison with their urban neighbors. After migrant workers’ incom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however, they are able to save money, giving them hope fo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Furthermore, migrant workers with disposable income can purchase status symbols, helping them to partially overcome their stigmatized stat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eventually reaches a plateau, however, as even the wealthiest migrant workers find that they cannot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presented by their outsider identity and lack of an urban residence permit. Other findings includ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unique context surroundi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lters the typical effects of certain factors upon well-being and satisfaction.     

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7年武汉市的调研数据,对样本地区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市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存在着收入悖论现象:收入水平在融合的初期与中期对融合程度的提高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融合后期,收入水平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带来融合程度的明显增进。样本数据拟合出的融合曲线显示,收入拐点确实存在。研究还发现,受社会比较心理和收入补偿心理的共同作用,农民工收入拐点的限值水平远远高于同期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与城镇较高收入家庭户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基于CES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

外来工工资收入的民族差异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问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36．16元,比汉族低约300元,差距显著。Oaxaca—Blinder模型分解表明,个人特征、企业特征、来源地等变量共解释了少数民族外来工与汉族外来工资差异的58．9％,其中主要来自于前劳动力市场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落后,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外来工的教育成就。     

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从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两个层次,提出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假设,并以西安市农民工实际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logistic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子女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支出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支付能力有显著影响。总体上,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并不强烈,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