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与海关、洋务运动

赫德创建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税收不断增加，缓和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有效地保证了洋务事业、企业经费的供给；赫德之与英国，日意格之与法国，他们将中国采购军火、机器设备等商业利益，尽量与自己祖国的利益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与侵略没有必然的联系。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利用清政府派他到香港去同英港当局谈判的机会,三次到澳门与总督罗沙密谈,达成《拟议条约》和《续订洋药专条》的协议,为葡萄牙政府解决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作了充分的准备。赫德还在北京遥控操纵《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全过程。他极尽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从此以后,葡萄牙占领澳门得以合法化,中国几乎丧失了澳门的主权。澳门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殖民地,至今已是103年了。     

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

英国人赫德从1861年到1911年在中国海关任职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如果不囿于赫德本人的国籍身份、行为动机,通过与清政府时统治下的海关制度比较,可以展现出赫德任职期间在总税务司制度、关税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缉私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从而揭示赫德对中国海关制度近代化的影响。     

赫德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

赫德在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通过参预列强与清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与签订，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出卖中华民族权益     

赫德与李鸿章的恩怨

赫德是英国人,李鸿章是中国人,赫德是总税务司,李鸿章是直隶总督,他们都效忠于清政府,都争取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他们都希望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贡献。他们有合作的一面,但是,国籍、职位、年龄的不同,又使他们矛盾重重。他们的恩恩怨怨,都与中国晚清史上的重大事变息息相关,很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赫德与葡萄牙强占澳门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多次无理要求清政府承认其永驻已长期强占的澳门未果。后来在英国人赫德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承认葡萄牙永驻澳门。赫德为了完全夺取澳门地区的鸦片税厘,以达到控制清朝统治者使其为英国殖民利益服务的目的,在葡萄牙强占澳门的政治交易中,充当了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帮凶角色。     

赫政与中英《藏印条款》谈判

由于缺乏翻译人才,清政府往往在列强侵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交涉中,委派在华外国人作为翻译。故在中英《藏印条款》的谈判中,仍以赫政担任中方翻译。在谈判过程中,赫政往往根据赫德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并与英印当局勾结损害中方权益,同时利用升泰对他的依赖,干涉谈判事务,进而成为正式的谈判代表。     

搅动晚清历史的洋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叫赫德的洋人,搅动了晚清的历史。他对中国海关,外交、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施加了全方位、深刻的影响。历史作家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用独特的历史角度．还原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真实人生,以及晚清王朝的官场众生态。     

近代中国迟迟未加入万国邮联的原因探析

万国邮联的成立对促进各国间的邮政通讯联系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虽然很早就与万国邮联有了联系,但却迟迟未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个中原因,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英法两国对中国邮权的争夺和清政府的昏聩无知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历史进程中的国际角色转型

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历程,是中国国际战略角色不断转型并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放弃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推动多极化,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所作为＂将是本世纪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赫德与澳门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实现其在澳门设官征税之目的 ,插手澳门事务 ,竟不惜以出卖中国领土之权为代价。为此 ,他不仅亲自与时任澳门总督的罗沙多次会谈 ,而且派其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到葡萄牙谈判 ,并于 1887年 3月 2 6日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 ,擅自同意葡萄牙殖民者“永居、管理澳门” ,从而使清政府丧失了对澳门及其邻近地区的管辖主权 ,也给葡萄牙殖民者统治澳门提供了依据     

论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

论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张九洲自《南京条约》开始，清政府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相继开放了一大批通商厂’ｌ岸作为外商居住和贸易的地方，这些口岸我们叫“约开商埠”或“约开口岸”；；“约开商埠”是西方资本主义损害中国主权，并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桥头堡。...     

赫德与马格里

赫德与马格里都是英国人，似乎应该团结互助共同发展了。然而不然，赫德是总税务司，是海关系统，马格里是外交系统。赫德要插手外交，引起马格里的反感。赫德又担心马格里会出任总税务司。因此，双方勾心斗角，形同敌国，直至马格里逝世。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赫德与中国海关

赫德在中国工作长达52年，他兴办了近代海关，使关税成倍增长；设置了近代助航设备，便利了航运；创办了近代高等学校，设置了天文台、物理实验室；翻译了西方书籍，引进了西方科技；兴办了近代邮政，为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成效卓著。他曾受到清政府多次表彰，官至太子太保，以肯定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与效果探析

1903-1905年间,清政府对《新小说》进行了多次查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新小说》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康党”的政治斗争因素。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新小说》的流通渠道、禁令形同具文以及《新小说》适合时势的内容形式,清政府查禁《新小说》之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扩大了《新小说》的传播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新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清末查禁《新小说》的效果是近代书报检查史上一个欲抑反扬的显例。     

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农民起义期间兴起,这说明洋务运动的发轫与农民起义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一八六二年清政府花巨金委托赫德代购船炮,是企图“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第35页)。“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第4页)。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是为了“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七第20页)李鸿章设上海苏州三局仿制洋枪洋炮“原为军需紧急起见”。     

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对清政府援台抗法的认识

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犯越南之余意图谋求控制台湾，清政府通过“援台”予以回击。《申报》在此期间大量报道台湾战事，旗帜鲜明地支持清政府对台的援助政策，井且针砭时弊，指出援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申报》通过舆论的方式，声援了台湾的抗法斗争，充分反映出了近代因人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1861—1899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这中间的四十年，是清政府对在华基督教被迫实行宽容政策时期，也是基督教在中国遭受长期禁止后全面恢复活动的最早四十年．教土、教徒的数量激增，民教、政教联系普遍加强．在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基督教采取了许多新的管理政策．这在中国政府整个基督教管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文试就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特点、分期和执行效果作一探讨．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起，持续到1858年《天津条约》．特别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中，清政府在克可奈何中承允了在中国信仰、传…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入藏活动的管制政策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西藏活动的管制政策是其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政策经历了明令禁止、有限解禁、弛禁三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入藏的外国人实施驱逐政策。《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对入藏外国人的管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但仍对其进行劝阻和防范。《烟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放弃了禁止外国人入西藏活动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清地方官员对该政策进行了变通。清政府在兑现外国人入藏承诺的同时,也试图防范列强对西藏的觊觎,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