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文献检视与发展反思——基于CSSCI(1998-2019)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近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学术译介、理论建构及现实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其进行全面梳理与检视反思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1998年至2019年CSSCI期刊文献数据,旨在呈现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发展趋势及研究局限。在文献检视的基础上把握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及关键领域,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入阐释的议题。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其他流派受到较少关注,建构制度主义代表制度分析的新视角,制度变迁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应进一步相得益彰。     

制度分析的回归与演进述评新制度主义的兴起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行为主义的过程中兴起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推动下不断向前演进。本文在介绍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演进过程中“分化”形成的三个流派以及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价值所在及前景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索。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本文对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制创新的内涵、理论框架与价值意义做了尝试性探讨。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家理论的争论与发展

谈到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时 ,理论界往往会一概而论。但新制度主义内部的分化还是相当明显的。历史制度更强调归纳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却无法明确说明国家起源问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显然更功利。社会学制度主义则把文化的影响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初来源于自然科学关于动态非线性随机模型的理论 ,其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体现在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本文以诺斯的制度变迁思想、格雷夫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制度的进化博弈分析为主线 ,探讨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思想在新制度经济学体系内的发展 ,指出制度的博弈分析引起了制度分析方法的进化。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研究及其启示

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虽然时间较晚,却已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主流分析范式.但它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三个主要流派虽有各自的研究路径,却因都坚持"制度中心观"本身就存在着发展完善的问题.作为外来理论,中国政治学者们在借鉴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转型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特殊性,开创了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更多具有批判与开拓精神的研究者在借鉴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时,与本土政治研究相结合,并加以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分析

南海争端的实质是南海周边国家争夺南海的资源及战略通道的控制权。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对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应采取何种理性行为有一定启迪。现实主义能直击南海争端的实质所在,但其固有的“冲突常态”思维只能使争端扩大化。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合作的认同,有助于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而建构主义对观念的强调,有助于促成双方无争议合作的实现。     

20世纪中国宪政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主政治”表现形态的宪政 ,以宪法至上、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基本要素。 2 0世纪的中国宪政变迁 ,其历程艰难而曲折 ,但最终归宿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文章在对孙中山五权宪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及特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近百年中国宪政成败依据的看法 ,并认为 ,历史经验表明 :以宪政为实际体现的“以法治国” ,是 2 1世纪中国社会步入长治久安、纳入良性循环轨道的惟一正途     

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

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文学性视角切入至关重要。《新青年》中以周氏兄弟领衔的浙江作家群体阵容壮观,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开拓者之功,这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新青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创造意义。     

试论英美新批评的体制化

英美新批评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成为文学研究中独步天下的唯一范式.可以说,新批评是一种保守的理性主义文论,它力图为文本设定一个稳固的价值标准,其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都格外强调"秩序",这使之成了适应当时美国学校文学教育的模版,给人们提供了规避政治风险的途径,又让背景各异的学习者充满了研究文学的信心.保守而理性的新批评迅速占据学校讲坛,成为高等教育体制的一部分,而新批评的体制化选择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和繁盛.然而,这种体制化也成了新批评的双刃剑.其片面化的理论主张和僵化的体制困局最终又葬送了自身前途.分析新批评的体制化,有助于更深入地献识这一流派.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新干涉主义:21世纪初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

新干涉主义是全球化形势下霸权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是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略威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征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 ,是打着“人权”旗号、披着“道义”外衣的强权政治 ,目标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新干涉主义建立在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霸权的基础之上 ,不接受国际关系准则的约束、国际秩序的制约和其他国际力量的制衡 ,是 2 1世纪初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New Medievalism"是西方学术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但其汉译因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