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从区分金融素养的不同构成维度发现,金融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金融可得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素养和家庭消费理论,对于激发和释放城镇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使用与旅游就业选择差异：异质性与机制——基于CGSS 2013-2019年的证据

互联网几乎完全改变了旅游企业之间合作的方式。这种营运模式有可能改变个体的就业选择。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旅游劳动者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旅游劳动者个体选择受雇就业的概率。在进行稳健型检验、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文章从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和年龄结构方面分析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旅游劳动者就业选择影响的异质性,结果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均显著,但高技能劳动力的受雇概率要高于低技能劳动力。同时,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壮年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对青年劳动力和年长劳动力的影响则不显著。文章还尝试探讨了互联网的使用影响旅游就业选择的具体机制,结果显示：获取就业信息、建立社交网络是互联网影响个体就业选择的重要传导机制。文章在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构建数字化支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化支付对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支付能有效降低商品消费的价格敏感性和资金约束,通过心理账户和消费信贷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不同资金来源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表现为基于活期储蓄的数字化支付较基于消费信贷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由此建议聚焦数字赋能以改善农村数字化支付环境,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村居民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不同维度消费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利用OLS回归及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消费总额与消费不同维度的影响及其组群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参与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消费总额及不同维度的消费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消费总额与不同消费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为此,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老年人活动的,并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休闲活动中心或场所,引导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丰富的社交活动,有效促进其基础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改善其生活质量,助力其积极养老。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采用再中心化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的影响及贡献度,并进一步采用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正向的联动效应,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的城乡差距会扩大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力度和提高居民学历水平,以释放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     

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家庭地位与消费行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居民家庭消费率双双下降,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并运用2017年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家庭地位和家庭收入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可以降低恩格尔系数和促进消费升级;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独生子女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显著;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家庭教育外消费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一般家庭的教育消费挤出了教育外消费。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强化政策引导,关注中等收入家庭女性就业,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等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休假天数对旅游消费影响研究

休闲时间和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当以休闲时间为显性约束时,增加休闲时间能提高旅游消费;当以收入为显性约束时,提高收入能够增加旅游消费。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国家休假制度改革”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休假天数和收入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拉动效用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有所不同。其中,休假天数对高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强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因素对低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则显著强于高收入群体。     

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1978-2011年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民生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解释,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表现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东部。     

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旅游消费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学家关于旅游消费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和制度激励论等代表性解释.其中,"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宰制论"与"制度激励论"则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这些观点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浅析农村信用社非现金结算工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已基本形成了以汇票、支票、本票和银行卡为主体，汇兑、定期借记、直接贷记、网上支付等结算方式为补充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体系。非现金结算工具的推广使用，对于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信社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农信社在支付结算服务环境建设和结算渠道拓展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效率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移动支付是否放大了家庭债务风险?——基于家庭财务杠杆视角的微观证据

借助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7),本文使用财务杠杆作为家庭债务风险的测量指标,实证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进一步的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2)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促进家庭消费是移动支付导致家庭财务杠杆放大和债务风险加剧的两大重要渠道。(3)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其对于农村家庭、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以及中高学历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在推进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构建安全数字化支付体系和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退休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差异与机制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户主退休经历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经历显著降低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其中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幅度降低主要源于衣物消费、住房消费、耐用品消费与交通通讯消费的变动。这一结果在选择不同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基于不同退休年龄、不同退休群体进行反事实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退休经历会降低家庭收入、增加户主居家活动时间与抑制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退休政策对低收入、低人力资本与低社会资本家庭产生更为明显的消费冲击。     

互联网技术进步、居民消费升级与环境污染

基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居民消费升级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影响环境污染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增加生活污染排放的过程中,享受型消费支出比重和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不支持互联网技术增加生活污染排放的结论;在互联网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污染过程中,享受型消费比重及生存型消费比重支持互联网技术降低生产污染排放的结论,而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不支持互联网技术降低生产污染排放的结论。同时,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乡差异对电子支付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消费支付方式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2018年居民消费支付方式问卷调查的数据,研究城乡差异对居民银行卡、第三方支付两种电子支付方式使用数量和使用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使用电子支付的数量和频率更低.进一步分析表明,电子支付对受访者的现金需求产生替代,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居民持币行为的转变,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电子支付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消费,在农村地区有序普及电子支付有助于拉动内需.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逐步推进电子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谨慎关注电子支付的使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加强支付安全的监管,建立健全电子支付相关法律法规.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城乡地区电子支付发展水平提供了参考,可为数字金融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新的证据.     

我国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库兹涅茨“倒U”假说检验

农村消费水平偏低,是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我国2000-2011年相关数据,对政府转移性支出在促进农村消费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特征,随着转移性支出的增长及其到达某个点时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当超过这个点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因此,要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并规范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