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与安源路矿罢工中的革命动员

安源路矿工罢工是近代一次著名的工人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工人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而被载入工人革命史册。李立三作为杰出的工人革命运动领导人,其独特的革命动员方式,如文化动员、组织动员和经济动员,有效地唤起了底层民众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这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大罢工革命动员经验,在以后的工人罢工组织工作中得到有效的复制,为共产党人在后来的城市罢工和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安源红色歌谣的艺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创作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期(1921—1930年)的安源红色歌谣,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在曲风、手法和结构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艺术瑰宝,是新时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安源精神的重要红色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革命实现途径的探索——以安源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安源工人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工人革命。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中共革命实践不同,它持续的时间长、斗争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共早期革命从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中心的革命范式的转移,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宝贵的＂活化石＂。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重要,它的历史证明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实现方式的探索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逐渐结合,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情感政治视阈下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安吴青训班为范式

“情感史”研究作为新的史学流派,成为历史研究新的转向。将情感史研究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能够洞察革命主体和政党之间的张力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吴青训班对青年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引导,使得革命主体由“各种思想混杂组成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情感政治作为了解安吴青训班的主要视角,将安吴青年还原为历史的主体,研究抗战时期革命主体的情感状态、中国共产党对安吴青训班的动员机制、探寻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感动员培养革命意识,唤起革命主体的情感共振;提升政治认同,弥合革命主体的情感差异;内化政治思想,转换革命主体情感表达的效果,进而探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样式。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关于安源六千矿工参加l906年萍浏醴起义问题质疑

史学论著提及1906年萍浏醴起义,多说:“起义群众以安源六千工人为主”;“在这次起义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他们参加起义虽然还是自发的,并没有阶级的自觉,但却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揭开了光荣的首页”;这次起义的“另一特点是,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在萍浏醴起义过程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中国近代     

情到真处泪自流——摭谈高考作文的“感情真挚”

“感情真挚”是《考试说明》对高考作文“辞基础等级”的基本要求之一。这是因为“情者文之经”，“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动情”(《文心雕龙》)。高考作文特别强调考生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有将个人的情感融于作文材料之中，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阅卷者的心弦，才会产生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作文考查的是语言表达能力，而语言表达又离不开思想感情。不出自真挚的感情，很难把话说得动听，“假，大，空”，“高、大、全”的东西只能令人生厌．正如庄子所言：“不精不致，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可以说，喜、怒、哀、乐都要写得真挚。有时扰伤也能打动人心，“伤心也是动人的歌”，只要是发自肺腑之音。那么，怎样才能以真挚的感情打动人呢?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及原因探析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寻求借鉴的动机而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的李大钊,因其自身深厚的政治学养、特殊的“调和”观和朴素的辩证发展观,最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启世界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霹靂一声暴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六月五日,湖南軍閥許克群的枪口又对准了安源工人。頓时,腥风四起,黑云压城。在敌人“杀得鸡犬不留,搖窝里的小孩耍过刀”的叫囂声中,大批安源工人被捕入獄。无数共产党員为工人阶級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安源工人运动受到了空前的摧残。安源工人运动向何处去?这是安源路矿工人的心声啊!安源路矿工人期望着伟大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发端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下 ,中共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依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 ,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共产国际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从而割裂了国民党与资产阶级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必然在认识上出现一误区 ,即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 ,共产国际便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 ,从而打击它们。     

当代“好老师”师生关系的伦理诉求

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关系到“如何是”的价值问题.在探讨打造中国“梦之队”的“好老师”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其中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显得比较重要.从本土文化观照,呈现出关注人性、滋养人格、以德立命三个特点.放眼世界,西方平等关系的教育、生活情境中的教育以及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等,都为新型师生关系的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为了在教育活动中践行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核心价值观,有必要再认知和定位新型的师生关系,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由此,需坚持三个转向:由教者转向参与,构建平等的关系;由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形成互动的关系;由单向度转向多维,促进和谐的关系.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产业工人第一个党支部——纪念安源党支部成立80周年

红色安源,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是党在20年代开展革命工作重点地区之一。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陈潭秋等,都曾在这块蕴藏着巨大革命潜力的红土地上,从事革命活动,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基层组织——安源党支部。     

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中,党取得在政治体系的绝对地位,中共政治由此在大跃进中发生三大变化。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     

毛泽东“新村”思想及启示——兼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农村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建设思想。毛泽东的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对当前初级阶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近代以来“纸老虎”概念的渊源流变、话语构建和多重运用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但其最初本意一直延续。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纸老虎”大量出现在政论家的话语表达实践中，指称不同的革命对象：清政府、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将其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成为“纸老虎”语词的核心指向。“纸老虎”表达了民众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同时也是动员国民抗战到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话语斗争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系列论断，系统深刻地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