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重冲击下的世界经济

次贷危机发生至今,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仍处于下行长周期中。经济周期的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处于通缩风险的压力之下。单纯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次贷危机冲击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反而带来了债务风险的累积。潜在GDP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是宽松的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出现了内生性下降。资本追逐高收益率的属性必然引发过多的货币追逐金融资产,导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逐步趋高,全球经济进入资产财富时期。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通缩风险压力的经济周期和以资产价格“泡沫”等为特征的金融周期的双重冲击。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和金融周期的同步性共存,对全球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严峻考验,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要侧重于管理金融周期,稳金融就是稳预期;要利用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应对经济潜在产出率的下滑。     

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

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首先测算了我国八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由此描述了我国区域之间产业关联的大致轮廓。然后,采用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溢出效应总体上还比较弱;沿海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相对较高,其溢出效应大部分为内部相互吸收;中部区域与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都较紧密,获得的溢出效应最大;西部地区内部区域间经济联系弱,对沿海地区产品依赖大,外溢较大,受溢很小;东北区域则相对封闭,外溢和受溢效应都很小。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美联储加息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效应值得高度关注。为此,将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TVP-FAVAR模型,基于1999年1月至2018年10月的月度数据,检验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利率、人民币汇率和股票价格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效应。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利率在美联储加息的冲击下表现为正向反应,持续期接近一年,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人民币实际汇率在美联储加息的冲击下表现为负向反应,持续期相对于中国利率反应的持续期稍短,但不存在时滞;样本期内,中国股票价格在美联储加息冲击下由前两轮加息周期的正向反应转变为新一轮加息周期的负向反应,持续期不长,且不存在时滞。总体来看,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三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效应在不同时点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这种时变特征与美联储每轮加息周期所处的国际宏观环境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欧日货币政策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基于VAR模型CSSCI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摆脱经济困境,美国、欧元区、日本推行了不限量资产购买、零利率等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货币供给过剩、大宗商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链断裂等一系列的外溢效应,冲击了我国工业经济。本文依据VAR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经济受到的冲击,得出:美欧日货币供应量通过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口显著冲击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在其货币政策启动转向的背景下,我国工业经济又将受到新的冲击。为应对冲击,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EEMD模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识别与预测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模型可根据数据特点,将时间序列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的分量,能提供多尺度研究视角,更加精准地把握周期波动规律.本文利用EEMD模型将1996—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季度数据分解为5个不同频率的本征模态函数(IMF)分量和1个趋势项,根据分量特征赋予不同经济含义,在多个尺度上进行分析.结果发现:IMF1和IMF2分量整合通过白噪声检验,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随机冲击;IMF3分量周期长度约为3年,可认为是企业库存量变化引起的存货周期;IMF4分量周期长度为5年,可认为是政治周期;IMF5分量周期长度约为20年,可认为是建筑周期.随后在分量分解基础上建立ARIMA模型进行拟合与预测,通过与其他模型对比,发现EEMD-ARIMA模型表现更优.结论表明,EEMD模型在类似固定资产投资这种波动性较大的经济时间序列周期识别和预测中更具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实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外国资本通过投资我国现代制造业产生了效益,提高了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也是我国工业化的催化剂.本文通过建立用外商直接投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定量测算了我国FDI的技术进步效应.     

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1978-2011年省级农业TFP进行了数量测算与系统分解,并细致考察了其时序演变差异、地理空间分布与分组增速效率等特征.测算发现:农业TFP增长源泉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的,但技术效率的驱动作用有限.农业TFP与技术进步率指数呈顺周期变化,与技术效率指数有逆周期波动阶段.农业TFP效率变动具有比较严重的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性.省际间各指数差异显著,农业技术效率指数全国各区域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前沿技术进步率比较糟糕,但各直辖市主要效率指数增长效应显著.农业TFP及其分解指数“发散效应”明显,“收敛效应”与“外溢效应”趋势不显著.除了要素输入,经营模式创新更显重要,“双轮驱动”应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稳杠杆和稳增长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针对货币政策如何对宏观杠杆率作出反应的问题,构建福利损失函数、动态IS-NK-Phillips曲线和自然利率内生决定方程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约束环境,求解引入宏观杠杆率的最优利率和数量规则,并基于中国1996～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GMM方法和State-Space方法分别估计固定参数和时变参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中国最优利率规则和数量规则均具有显著盯住宏观杠杆的政策取向,且最优利率政策操作相比最优数量政策更具主动性; 最优利率规则促增长同时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而最优数量规则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容易引发宏观杠杆率大幅波动; 面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央行更加注重稳增长的同时包容温和通胀和适度杠杆。央行应对宏观杠杆率予以关注,发挥利率政策促增长的同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进一步拓宽优化中国利率政策框架,延伸名义利率调控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和宏观杠杆的宽度,由不稳定规则转变为稳定规则,增强利率政策对宏观杠杆目标的调节功效,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城市扩张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

我国城市扩张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张是适度的吗?本文采用1997—2011年间的我国省域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城市扩张对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省级的经济增长与各产业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空间外溢效应;我国目前的城市规模扩张并没有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相匹配,而是出现了背道而驰的局面;城市物质资本积累已经在空间上形成了外溢效应,而人力资本积累仅仅停留在对本地的影响;城市扩张中的不同因素对各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不同效应。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实证考察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并未显示出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在分地区的回归中,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这表明反向技术外溢规律在中国是适用的.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初步判断其成因是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把与国际经验分析相似的指标作为吸收能力代理指标,经实证考察发现：我国总体上的吸收能力并未达到反向技术外溢的要求,除人力资本强度、研发强度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外,其他吸收能力均未对我国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产生正的贡献,且资本强度、研发强度、技术基础设施的贡献不显著.     

江苏省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江苏省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FDI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文章拓展了C-D生产函数模型,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FDI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弹性系数表明,内资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金融杠杆、杠杆结构与银行业风险承担——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动态系统GMM分析

立足全球视角,以2000—2015年43个国家(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从国家金融结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危机效应等异质性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宏观总杠杆率上升会显著增加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不同经济部门杠杆影响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政府部门杠杆率扩张对银行业风险承担存在促进作用,居民部门表现为抑制作用。从异质性影响看来,银行主导型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效应更明显;而金融危机前居民部门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敏感性更强,金融危机后政府部门杠杆则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球金融杠杆优化管理和银行业风险防范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脱实向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效应与政策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季度数据和宏观季度数据,构建制造业脱实向虚指标,采用金融压力指数法构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进一步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脱实向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果和冲击路径。研究发现:制造业脱实向虚在短期内会提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加剧银行体系金融风险,从而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制造业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部门杠杆、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均具有时变特征,从脉冲响应强度来看,短期效应和中期效应较为明显,而长期效应则不明显;加强监管、结构性去杠杆和降准等3种政策对制造业脱实向虚带来的实体经济部门杠杆、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均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治理效果的持续性均不强。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监管制度、稳步推进企业部门去杠杆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等,以切实解决制造业脱实向虚问题。     

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研究

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改进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探讨中国环境污染波动性问题。研究发现:一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高度顺周期，与产出波动相关性较强；二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投资专有技术、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中国环境污染的周期波动；三是技术进步和投资专有技术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冲击，而环境规制、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对环境污染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环境规制冲击的持续时间较短，消费偏好的冲击仅在期初为正，长期为负，劳动供给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在环境污染波动下，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引导绿色消费、增加劳动人口供给等是抑制污染的有效途径。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主要贸易伙伴市场利率对我国出口影响的研究

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量化宽松潮会对我国产生各种外溢效应,其外溢效应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建立了包含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进口额、市场利率、汇率和经济总量的季度数据面板,发现面板数据序列总体为水平平稳,存在自相关、截面相关和异方差现象。根据这些检验结果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GLS和Drisc/Kraay稳健型标准误对各参数进行估计,并通过改变估计方法和改变利率代理变量的方式对模型设定和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稳健性结果显示他国利率变动的影响不是通过汇率和经济增长机制来传导给出口的,同时,模型设定是稳健的。总的来看,他国市场利率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他国量化宽松政策能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但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效果被消弱了。     

中国房地产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

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研究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制定更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文章构建了关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周期相关时间序列的单变量和多变量UC计量模型,运用1992-2014年的数据,对中国房地产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短周期和中周期与国内生产总值周期较为接近,其中短周期拐点先于经济周期,可以此预测经济周期波动;中周期两者非常接近;长周期上,房地产增长趋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致;短期内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引发整个经济的波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适当发挥房地产业的积极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顺利转型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外溢性与经济增长——基于1990～2004年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人力资本外溢性的角度来阐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运用新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分别在不考虑与考虑人力资本外溢性的前提下,测算出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阿贡献率并进行比较分析,来深入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