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技能异质性与劳动收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已经逐渐成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2sls等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劳动收入增加45.5%,加入就业身份、户口性质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技能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技能群体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大,互联网使用使得低技能群体劳动收入显著增加53.6%,但是对中高技能群体的影响不显著。(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总体和低技能群体的工作效率,以及降低总体和中高技能群体的工作搜寻成本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降低数字化门槛,更大规模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利用互联网搭建更好的就业信息平台,把数字技能纳入就业培训体系。     

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互联网的应用在流动人口就业中的技能偏向效应,并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分析了技能偏向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应用存在显著的技能偏向效应,使得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获得技能溢价,而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会受到不利影响;掌握互联网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与没有掌握的相比更倾向于本地就业,而掌握互联网技能的城镇户籍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没有显著的区域性倾向。根据研究结论,从促进中西部地区技能型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劳动就业质量

前沿文献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就业更替效应，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会如何影响就业质量，尤其缺乏从微观个体视角探讨就业稳定性问题及其背后成因。基于此，研究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库，在多维度量化就业质量的基础上，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可能性影响，以及不同技能水平与不同家庭收入约束条件在背后所扮演的角色。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降低劳动力的就业质量，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劳动力职业更替与优化产业结构方式，降低劳动力的就业质量，而低技能水平和家庭收入劳动力的就业更易受到冲击。     

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与农机社会化服务——基于CLD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CLDS2016年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可以使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提升9个百分点,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发现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收入阶层、高学历水平以及较多社会资本群体中;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中起到完全机制作用.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互联网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应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对于互联网的应用能力.     

文化多样性对个体创业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跨区域流动不仅改善了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也使得城市的文化多样性特征日益突出。本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以出生地为基础构建文化多样性指数,并检验其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水平每增加0.1,个体选择创业的概率将增加1.07个百分点。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从不同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研究的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机制检验发现,文化多样性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技能互补两个渠道提高了个体选择创业的概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大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促进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针对不同类型的创业者采取差异化的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产业智能化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提升路径

基于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利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创业、创新和互联网使用三个维度探索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替代效应”和“智能化效应”,其中“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致使产业智能化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阻碍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代和外地农民工、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从事常规性特征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东部以及劳动力保护较弱地区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受产业智能化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提出促进创业、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互联网使用技能可以推进农民工把握新就业形态,从而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助力高质量就业。     

技术进步、户籍歧视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

利用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t模型与Heckman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不同户籍类型下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内部就业分化差异显著,城镇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有更高概率进入高收入岗位;技术进步强化了这种户籍歧视,同时存在高技能偏向性,使得城镇流动人口的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比城乡流动人口更容易进入高收入岗位,但是在低技能群体中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就业风险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湖南省2015—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运用2015—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究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就业风险越高,流动人口选择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概率越大,一定风险条件下,处于垄断行业并拥有稳定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的个体,创业概率更低,青年群体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水平,又有一定创新创业激情,希望通过选择雇主或者自营劳动者来提高自身收入;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选择雇主身份的概率高于大专以下学历者.     

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

基于广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上阐述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与其就业稳定性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就业能力对其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稳定性对其城市融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技能,经济融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起着关键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招聘政策与搜寻渠道选择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发生了极大变革。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工作搜寻模式变革、网络招聘发展及其内在逻辑分析,运用2019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验证了网络招聘政策对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作渠道的多样化体现为岗位信息投放方式、劳动力供需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求职者与企业沟通方式的多样化,推动变革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数字经济新政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劳动者素质普遍提升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割。(2)网络招聘政策对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效应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领域都非常显著;相比非国有部门,网络招聘政策对国有部门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国有部门的政策执行力更强。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劳动力求职特别是与网络招聘相关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就业公共服务质量。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机器人的崛起与就业变动：2009—2017

本文基于不同城市受机器人影响前的行业结构差异，结合各行业在应用机器人上技术可行性的不同，联合使用城市层面与个体微观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对当地劳动者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2009—2017年间机器人对就业总体呈促进作用，但机器人的替代效应随技术进步逐年增强，2013年后机器人已对劳动者呈现净替代效应；在此期间，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呈现逐渐增强的替代趋势，但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则存在显著的拉动作用；机器人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男性和低学历劳动者承受了更大的就业冲击。     

非现金支付方式、借贷获得与旅游消费支出——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分析

支付方式的改变是中国新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非现金支付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对当今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CHFS2017)数据,研究了非现金支付方式对个体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结论如下：使用非现金支付能够促进旅游消费支出;风险偏好对非现金支付方式促进旅游消费支出具有调节作用;借贷获得在非现金支付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支付方式的不同组合,会导致旅游消费支出不同;旅游消费支出具有城乡和群体异质性。非现金支付方式对城镇地区和新一代个体的旅游消费促进作用更大。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劳动力技能的度量

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者的技能息息相关.本文总结了国际上度量劳动力技能的观点和方法,归纳了中国目前统计劳动力技能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劳动力技能度量的局限性,提出了在中国度量劳动力技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