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简论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是继象征主义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派文学流派,流行于本世纪20至40年代,遍及欧美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现代派文学流派影响颇大。我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直至当代,亦程度不同的受其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创造社》领袖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即是中国现代意识流小说的滥觞;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现代》主将施蛰存、穆时英等对意识流小说创作路子加以拓宽;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一些中、青年作家又加以发展,创作了不少当代意识流或具有意识流倾向的小说。笔者试就意识流的文学…     

"七月"诗心中别开异花——论曾卓"七月诗派"时期的诗歌创作特色

“七月诗派”是诞生于抗战的硝烟中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革命激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而曾卓是“七月诗派”中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之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当其他的七月作家都在尽情的探索自己的‘世纪愤怒’之时，曾卓却以心灵折射现实的风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苦难中不乏温暖”的情思世界，于“七月诗派”中，曾卓是独特的，他是一朵“七月”诗心中别开的异花。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

作为群体政治行为的价值预设和作为个体文学行为的实践偏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基本矛盾，并贯串于整个２０世纪民族文学的进程中，其实质反映了五四精神跟“五四”时期思维模式的差异和冲突。当社会政治使价值预设不可避免时，文学只能用“实践偏离”来保存、发展自身，这其中的丰富内容，应是五四文学史最重要的框架。     

陈毅早期文学创作述评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早年就酷爱文学。五四时代他接受新文学运动的洗礼,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又受到法国文学的熏陶,从而开始新文学创作。 1923年10月,陈设来到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读书,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影响下,他“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决定把自己生命的航向拨往文学的港湾。在为期不长的时间内,他勤奋地耕耘,翻译、介绍法国的作家作品,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毅早期留给我们的文学创作,依然沁香未消,包泽鲜艳。     

七月诗人：雄强的生命力的证明

七月诗人是20世纪40年代,是艾青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诗人群。他们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的诗歌创作,为雄强的生命力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是艾青时代“一座崇高的山”。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早期南洋华文新文学借鉴西方文学特点小议

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既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品格和文学特点;既吸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又及时积极地学习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先进经验与艺术手法。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文学史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状况为依据 ,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 2 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 ,“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其根本标志。“五四”新文学的主流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 ,本着作家“内心要求”行事 ,并不接受“工具”论。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后来的许多作家。 90年代文学大体上仍在“五四”设下的轨道上运行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20世纪文学广播传播论略

广播是20世纪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在扩大20世纪文学影响的同时,也有力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态势和文坛格局。从文学的传播方式来看,广播有播读和改编等多种样式;播音者和编辑是文学广播传播的两大主体,他们的个人素质与文化修养决定了文学作品广播传播的质量和范围。文学广播传播的内容、环境和对象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就传播效果而言,广播扩大了20世纪文学的影响,发现了一批作家和文学作品,并将文艺大众化落到实处。总起来说,在20世纪文学传播史上,广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参与到20世纪文学建构的全过程,在对语言形式的回归中呈现了20世纪文学的声音形象。     

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抱着文化朝圣的愿望最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界,并将大陆新文学运动之风引向台湾,但台湾文学却由于当时台湾的日治身份而并未被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界所重视。这种现象持续到30年代,台湾文学依旧被当作“外国文学”引介。直到40年代中后期,台湾光复前后,《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始在刊物中集中介绍台湾文学,将台湾文学拉进“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本文力图梳理这种微秒的变化,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     

生命的力度与抗争的激情--论七月诗派的硬汉子品格

七月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他们奉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与时代、与现实紧密配合,作品全都表现出昂扬厚重的战斗风格。七月诗派主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诗品和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作品充满着阳刚之气,表现出生命的力度和抗争的激情。七月诗人的这种硬汉子品格值得我们当代作家很好地学习。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准备,无论从文学的发展趋势、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化,还是从文学思想的新旧交替,作家队伍的错综复杂诸方面来观察,都产生了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又不同于“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特点。例如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题材和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作家作品的复杂性和由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变的过渡性等。下面就这些特点加以分别论述。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