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帮扶政策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

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加入文化资本,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广西岩滩水电站农村移民样本调查数据,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三项帮扶政策、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直接或间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不显著;帮扶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能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善生计结果。今后可以通过优化移民帮扶政策,重点增加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等推动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     

资本下乡前后灾害移民生计资本的对比分析——以四川省南宝山异地安置点A区与C区为例

针对四川省南宝山异地安置点A区和C区土地流转的状况,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灾害移民生计资本指标,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这五个维度来分析资本下乡前后汶川地震灾害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后,灾害移民自然资本剧减,金融资本偏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加较为明显。土地流转后,家庭主要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灾害移民就业多样化、收入多元化日趋明显,生计脆弱性逐渐减弱,生活状况明显得到改善。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及其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提出脆弱性背景下,移民五大生计资本、民族文化传承及制度政策环境影响移民生计策略,移民的脆弱性感知对其生计策略有调节作用。对四川、云南两地移民村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同质性强,民族语言、习俗保存较好,但生计资本总量不足,人力资本极其短缺,自然资本较搬迁前明显减少,务工收入成为其金融资本的主要来源,不同生计资本变化的组合导致不同的生计策略。应关注移民中的弱势群体与弱势生计资本,加强下一代移民职业教育,提供正规发展资金扶持,加强医疗保险救助,促进文化之美的少数民族可持续生计发展。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灌溉管理改革问题分析

从灌溉管理改革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详细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灌溉管理改革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丰富和拓展,但要进一步改善灌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新生代农民工生计资本对回流式市民化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对生计资本的定义,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所调查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总体意愿较为强烈,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年龄因素,自然资本中的耕地拥有量因素,物质资本中的房屋拥有量因素,金融资本中的年收入因素和社会资本中的市民朋友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     

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资产调查分析

生计水平取决于所采取的生计策略,生计策略取决于所拥有的生计资产状况.在对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生计资产的状况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表明移民的生计策略较为单一、生计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为促进移民生计的发展,应对移民各类型资产的改善提供直接的和间接的支持.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贫困脆弱性的评价——基于生计资本考察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调查对象——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数据,然后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5种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指数的个体数据,再以这些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对贫困脆弱性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确定这些生计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困脆弱性。实证发现所有类型的生计资本都和贫困脆弱性是负向因果关系,其中,最有效的减少贫困脆弱性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较小,金融资本的作用则基本可以忽略。政策建议:一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投资实业的成本;二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SBS排布冻存管自动开关盖机设计

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