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Tobit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推动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地区需积极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有效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高其产业结构层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主动选择性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比较分析

近年来,从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多个领域增速比较分析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且“西高东低”现象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压力明显增大.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各区域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利用“成本洼地”优势和抓住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实现经济的科学崛起,东部地区则依靠体制机制、人才、创新等优势实现经济加速转型.     

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门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对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除资源诅咒效应的途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呈明显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资源诅咒效应,东部地区则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对能够消除资源诅咒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对外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研发在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研究——基于门槛效应回归模型

选取2005—2014年各省份相关变量数据,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之间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单一门槛值45 342.981 3。以该门槛值为界限将中国区域划分为高经济发展和低经济发展两大区域,实证结果表明只有高经济发展区域北京、天津和上海才存在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低经济发展区域不存在倒逼效应,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区域产业结构收敛性的演化规律

在采用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市场一体化系数进行测度和地区分组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附加虚拟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制造业区域产业结构收敛过程是否存在理论上所探讨的倒U型演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随之缩小,区域产业结构呈收敛性发展;处于市场一体化高级阶段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收敛速度会逐步下降;而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并没有完全遵循倒U型曲线的发展路径,而是越过了地区间专业化程度提高和结构差异扩大阶段,直接进入了产业结构收敛过程。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

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省级宏观数据相结合,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角度,探究了数字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并且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东部,有利于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促进我国包容性增长。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并且在中西部的效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中西部内部而言,数字金融对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省份的居民收入有着更强的拉动作用。     

资源依赖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资源依赖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进行了探讨.在单变量模型中,对资源和经济增长起相对重要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发现多因素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较单因素模型更加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解释更为合理.研究表明:资源依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诅咒",其效应随着不同省份技术投入水平、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制造业投入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有所差异;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依靠资源依赖而形成的第二产业产值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资源依赖较高的地区更应该注重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新常态",减少由于资源依赖而对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度是典型的影响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机制,由于资源行业的特殊性,各地区应该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加强交流,发挥资源在利用中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发挥联动优势,规避"资源诅咒",促进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增长.     

多维城乡差距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采用 Ｈｉｃｋｓ Ｍｏｏｒｓｔｅｅｎ指数对中国省域以多维城乡差距为非期望产出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测度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多维城乡差距的包容性 ＴＦＰ指数低于传统 ＴＦＰ指数,技术进步的快 速下降是导致 ＴＦＰ指数下降的重要原因;城乡差距较小的东部地区包容性 ＴＦＰ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包容性经济增长存在区域差异;滞后一期的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全国以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存在“倒 Ｕ型”关系,城乡差距较小的东部地区,地 区经济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正相关。城镇化率有助于推动全国以及东、中部地区包容性经济增长,但 与西部地区包容性经济增长负相关。产业结构对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要推动经济包容性增 长,必须缩小多维城乡差距,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并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以 及城乡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数理模型的证据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该文在空间经济学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通过数理推导和数值模拟揭示区际产业转移与区域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部和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决定了两地产业份额的空间分布,进而决定区域间实际收入差距。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在东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的要素流动政策,促进区际产业转移,才可能改变这种产业分布非对称情况下的自我强化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面向吊索损伤识别方法研究的拱桥实验模型设计

本文通过建立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特征、空间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作为资本的内生变量时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度相对较小。(3)随着时间推移,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凸显。科技创新保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高于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与产出能力。因此,注重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的综合提升,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协调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基于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运用基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集聚能显著缩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人口集聚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越过相应门槛值,人口集聚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越大;人口集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研究结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面对区域间的产业结构扭曲,产业组织的低水平生产过剩,只有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增强中小企业活力,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区域经济才能克服区域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使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尽快起飞,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1994—2014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要素的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中西部地区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且西部地区负向效应更加明显。这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逐步偏向于创新驱动型,中西部地区仍倾向于要素驱动型。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动态影响的省际比较——基于协整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

利用协整分析和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我国碳排放的动态弹性,选取东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横向区域比较,结果表明：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导致碳排放弹性系数的增加,相反,每单位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增量是下降的,但 2003年以后碳排放弹性系数开始持续上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导致各省区碳排放弹性系数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的特点,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北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低。据此,政府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应加快技术转型,大力发展低碳型产业;公民应增强节能减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