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村消费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1个省份为样本,根据“五位一体”的政策理论,选取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旅游生态与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政府推动与监督管理、旅游经济与居民收入5个条件变量,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区域差异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路径有4条,可以归结为3种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共享模式、产业提质协同模式、创新资源激励模式;非高水平发展路径有3条,且非高水平发展路径并不是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反向表达;西部省份拥有更加多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的条件组合则是中东部省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需注重区域差异,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协同互动,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红色文化嵌入式乡村旅游典型案例研究

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融合发展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均取得了共识.但对韶山市典型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红色文化事实上具有公益性、市场化和境域性并存的特征,无法与乡村旅游完全融合,只能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开放机制的综合作用,通过三种模式嵌入乡村旅游:公益性红色文化联动式嵌入、市场化红色文化融合式嵌入、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共享式嵌入.公益性红色文化联动式嵌入,发挥公益性红色文化的引导作用,鼓励多主体参与文旅市场,丰富联动产品的价值创造路径;市场化红色文化融合性嵌入,促进文旅产业资源的要素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丰富融合产品的价值创造路径;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性嵌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区域辐射作用,完善共享政策支持体系,丰富城乡全域旅游的价值创造路径.这三种嵌入模式可以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的结构性耦合,避免二者笼统融合和简单捆绑的弊端,有利于快速形成全域旅游新业态,助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以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为例

以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乡村旅游扶贫为例,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生态绩效四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评价指数法测度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扶贫综合绩效逐年上升;从各子系统来看,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文化绩效依次递减。需要推进乡村旅游扶贫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加强社会安全管理和完善乡村旅游扶贫机制,以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     

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探析——以广西为例

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广西文化与旅游在新时代日渐融合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还存在着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政策发展体系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品融合创新乏力、融资渠道单一、创新人才缺乏等问题。广西要实现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必须构建起支撑其融合发展的演艺生产、公共服务、产业创新、市场服务、资源开发、推介交流和人才培养等七大体系,并推进其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整链条的深度融合创新,探索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     

乡村旅游与文化融合的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是带动乡村振兴综合性极强的产业,也是未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依托.乡村旅游只有与独具特色的地方乡土文化资源高质量融合,才能提升魅力,真正助力乡村振兴.文章在总结我国乡村旅游与文化融合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对法国、美国与日本等典型国家乡村旅游与文化融合的做法与经验剖析,提出深度挖掘文化在乡村旅游中的内涵与价值,乡村旅游与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为设计具有文化底蕴的高质量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提供价值参考.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特征、评估与对策——基于湖北省159个村的调查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抓手。利用湖北省159个村的调查数据,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整体来看,湖北省乡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空间较大。具体来说,湖北省乡村旅游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且具有差异性;文化资源绚丽多彩、民风民俗异彩纷呈,具有丰富内涵;乡村内外通联性较好,但配套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各村能够初步利用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产品,推出旅游服务;品质化发展方式多样,发展质量较差;产业融合形式多样但融合度较低;联结带动机制不健全,对各类村民的就业带动能力不足。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要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自然资源,促进本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善加利用乡村文化,大力挖掘乡村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乡村内外循环;深入挖掘资源潜力,凸显地域特色;实施创新驱动,探索高品质发展之路;注重融合发展,提高融合水平,创新融合形式;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完善联结机制,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旅游与会展产业的融合:产业价值链分析、路径与对策

作为旅游产业的全新发展模式,近年来,旅游产业融合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其中,旅游产业与会展产业的融合是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对旅游产业、会展产业的构成、旅游与会展产业价值链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3个方面论证了旅游与会展产业融合的可行性：旅游产业和会展产业共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和产业资源,产业链彼此交织,旅游产业为会展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会展产业的资源和影响力则是旅游产业深度发展的助推器。基于此,建构包括发展路径和发展对策在内的旅游与会展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在发展路径上,包括支撑层面的资本融合、技术融合与人才融合,基础层面的资源融合、功能融合与市场融合,以及最高层次的品牌融合与文化融合;最后,与产业融合路径相对应,提出旅游产业与会展产业融合的4项重要对策,包括培养专业人才、改进政府管理、发展骨干企业与整合产业价值链,以期对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提供参考。     

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下皖中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研究

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大有可为。立足2020年和2021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旅游统计年鉴》,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SPASS软件，选取皖中地区四个地级市——合肥、六安、安庆、滁州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充分挖掘乡村旅游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加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投入，打造特色品牌；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提升乡村旅游接待能力；拓展营销渠道，推广乡村旅游产品四个方面的建议来提升皖中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竞争力。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以大连市数据为样本

有效评价和监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有利于推动农村体育高质量发展。以2012～2020年大连市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大连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及其时间演化趋势。经多次修正检验最终得到四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研究表明：大连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整体呈现渐进式上升的发展趋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64%，从时间演化趋势来看与国家政策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大连市农村公共体育基础性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最高，制度性公共服务处于稳步上升状态，经济性公共服务和信息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且存在波动。二级指标中场地设施的发展水平最为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空间再造”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载体，以“供需匹配”构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机制，以“共建共享”推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拓展等对策建议。     

双薄壁墩T构转体桥0号块悬臂施工过程空间应力研究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当前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测度了全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和各个维度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2010—2020年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程度以2014年为拐点,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快,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慢;各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上海最高,山西最低;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当前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测度了全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和各个维度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2010—2020年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程度以2014年为拐点,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快,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慢;各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上海最高,山西最低;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乡村民宿作为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和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住宿业态和旅居方式的升级,更是文旅融合的深度体现。中国乡村民宿发展历经了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整合转型四个阶段。乡村民宿开始注重规范化和精品化,构建了多元化的民宿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民宿发展路径,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民宿经济开始显现。乡村民宿在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然而乡村民宿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表现为民宿经营管理水平低下、民宿与地域文化融合不足、民宿建设和发展缺乏科学规划、民宿行业规则和法律制度不健全、民宿建设用地和产权缺乏保障、民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提升民宿经营管理水平,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宿,科学规划民宿建设与发展,加强对民宿的引导,规范和扶持,保障民宿开发用地,重视处理民宿的负面影响。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也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出新要求。本文按照“主体-工具-效能”的思路,建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现实状况,并从多方面提出建议。研究显示：在符号同一、产业融合、价值交融等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3个层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参与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产业创新机制、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等6个方面;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覆盖3个融合层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并全面提升执行能力。研究明确了中国文化和旅游实践中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及影响机制,并根据具体发展事实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     

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分析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具体测度了我国2001—2013年间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测算结果表明,近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较快,二者的融合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进一步促进两化融合的空间还较大。测算结果还表明,我国两化融合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部及西部地区,并且三大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两化融合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我国区域及区域内部两化融合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工业化与信息化基础、技术水平、人才优势,以及两化融合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两化融合的提升路径,包括将紧握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突破口,全面推进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证技术支撑,简政放权,紧抓融合标准管理体系构建等。     

旅游社会影响的动力系统研究

旅游社会影响的动力系统是由旅游人—人关系子系统、旅游人—地关系子系统两个微观与宏观的层次组成的。其中,旅游人—人关系子系统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地方居民与社区等,旅游人—地关系子系统主要包括旅游流、旅游吸引力、旅游承载力、旅游制度。旅游社会影响动力系统的微观层次子系统受制于旅游社会影响动力系统的宏观层次子系统,同时它具有较高的适应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能通过涌现生成旅游社会影响动力系统的宏观层次子系统。旅游社会影响动力系统的两个层次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生成旅游社会影响,推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与演化。根据各种主导因素及旅游社会影响的主要机制,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主要有创新型、文化涵化型、文化诠释型、文化传播型、制度强制型、文化象征型等主要模式。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马郢计划”为例

志愿服务组织属于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安徽省长丰县马郢社区提供了政府引入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可以从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的4个条件性因素维度,对“马郢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探索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路径、理念路径、治理路径和技术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