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花园意象的构造方式

在《牡丹亭》中,花园是一个特殊的叙事空间和不断出现的意象。花园意象是一种包含了整体意象和意象载体的双重结构。在梳理归纳作者在文本中有关花园意象的描写行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文本中运用片段化描写和神秘化处理的两种方法,构造出了花园这个叙事空间。而这种空间在《牡丹亭》的整体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热气球上的漂泊》中物叙事角度下的离散人群

《热气球上的漂泊》沿用了作者梅维斯·加兰特一贯的写作手法，用不带感情色彩的描写方式，在“物”上着墨颇多，描绘出巴黎的社会风貌以及主人公沃尔特旅居巴黎的漂泊感。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兴起，“物”的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热气球上的漂泊》是一部出色的物叙事研究范例。通过分析物体现的文化资本追逐、物与人的互动以及物的社会属性，可以反映出以沃尔特为代表的离散人群从疏离、努力融入，到最后仍难逃放逐的命运。     

《聊斋志异》的干预叙事与主体意识——以《婴宁》为中心的分析

《聊斋》的干预叙事凸显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以《婴宁》为中心来分析《聊斋》的干预叙事不仅可以探讨干预叙事的形式与类别,而且还可以探析小说所反映出的主体意识。     

《红楼梦》经济叙事及其意义生成

《红楼梦》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其对经济活动的讲述大有关系。经济活动作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在世情小说中自然而又隐性地自成一套叙事系统,为文本植入了特殊的意义。以经济视角看《红楼梦》叙事,其人物与经济相关的行为,如收入、分配、理财与消费等,均值得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作为财富象征的金银也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不正常的收支、奢靡腐朽的生活是以贾府为核心的四大家族败落的主因,其折射出贵族地主阶级崩溃的必然。月钱、年物等的分配叙事在小说中常常浮现,其并非无关紧要的“闲笔”,实则暗伏各种欲望之下的人物关系和家庭内部矛盾。王熙凤和贾探春在持家理财上的策略异趋,反映出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凸显了“末世”毁灭一切价值的悲剧意义。人与物、欲望与幻灭的关系,既是文本最深层的隐喻,也是《红楼梦》经济叙事最重要的寓意所在。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从《沙家浜》到“沙家浜”——版本沿革中革命话语体系的变奏

从《沙家浜》到“沙家浜”,这种“从艺术文本演变为文化资源”的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本文从革命叙事角度入手探讨了革命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透示出社会主义文化构想的蜕变,这对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极为有益。     

温润地铺叙日子和灵魂——评铁凝《笨花》叙事艺术

铁凝《笨花》叙述与表达,以第三人称和“第三性”为叙事视角,从生活化叙事结构和意象叙事系统中,探测人性结构的大美,并以结实、简朴、准确、温润的叙事语言完成小说“辐射法”和“嵌入法”的叙事行为,从而形成作品冲淡温润的艺术风貌。     

海明威《我的老爹》的文本解读

在詹姆斯·费伦运用修辞叙事理论对《我的老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中的叙述声音,罗兰·巴特的“可写式”文本解读方式和布思的叙事理论中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叙事这几个角度对文本作了更进一步的解析。最后对巴特勒的死亡尝试着做了宗教方面的解释。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故事包含着双重叙事的线索,亦即作者讲述的是两个伦理故事。     

《左传》叙事的时间观念浅析

《左传》开启了我国叙事艺术的先河。《左传》叙事中反映出的时间观念:时空定位的宏观格局与寻求过程描述导致的虚构参与以及情节编排服务于意义生成的现象;叙事秩序中的顺序与方向所映射出的线性观与循环观的共融状态;由其文本断限和缀段组合完成的对时间人为的意义把握。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家族叙事结构探析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对家族生存样态的深刻领悟与揭示,是以各具民族特色的叙述形式予以呈现的,它们分别在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以及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等方面,显示出某些相似或相异的文本特征。通过对两部作品叙事结构特征的阐释比较,可为家族叙事小说的审美接受提供新的启示。     

"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

《伤逝》一直是鲁迅研究学界探讨鲁迅妇女观的重要范本。如果能够超越现有的从“小说者说”出发的研究方法,正视其存在的叙事破绽及意图悖谬之谜,将其置放于从古典到现代版的“私奔”模式中,并与现代新女性奋斗实迹互为参照,便可解读出它所蕴含的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解放进程的真实形态。由此,使《伤逝》将显示出远不止于现有研究层面、限度、价值的文本意义。     

梵剧《沙恭达罗》的显在叙事

印度戏剧是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沙恭达罗》是其最重要的分支古典梵语戏剧中最优秀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该剧受到西方的广泛欢迎,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与其它两大戏剧体系的优秀作品一样,《沙恭达罗》在叙事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它的序幕叙事非常独特,不同于西方的歌队叙事,但与中国的“先声”叙事、“传概”叙事等相似。其用以叙人、叙事、叙景和叙情的独白、对白、旁白等都十分成功。长时空独白叙事、插曲叙事、幕后语叙事等也是该剧的重要特色。其剧名和幕名叙事是其它戏剧体系的作品中十分罕见的叙事类型。除第一文本叙事即主体台词叙事以外,《沙恭达罗》的第二文本叙事即舞台提示叙事也比较成功,但不太全面     

汤显祖的戏曲美学思想

汤显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曲家,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一直广为流传。其中的《牡丹亭》,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还在不断上演,是昆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之一。汤显祖还是我国著名的早期戏曲导演之一,他在家乡宜黄组织过戏班,还曾亲自教授过演员排演《牡丹亭》等剧。可以说,汤显祖是个在戏曲创作、     

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     

《平山冷燕》评点的叙事理论及“双重解说”

《平山冷燕》是明末清初言情小说中的代表作,但评点本较少,“天花藏主人批评本”具有较高的评点理论价值。该本以“枝叶之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立体式解构,以“水穷云起”揭示了小说叙事时空的动态变化,又以“闲笔”解析了小说的叙事语境。因天花藏主人既是小说的作者,又是评点者,身份重叠形成了对自身叙事技巧的重新确认与再次解说。这种“双重解说”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认知作者的“立言”、创作意图与文本未尽之意,也由此衍生出了更贴近文本的理论价值与思维向度。     

"傻子"的界限——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一非常态人物形象及视角昭示着当代作家的文本自觉,也带来了当代小说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转变。但是,“傻子”主题和叙事视角既可以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追求、创作风格相契合,也会导致创作的随意性。对比班吉与土司二少爷,可以说明“傻子”视角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严肃性。     

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

青春版《牡丹亭》在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发掘和创新“花意象”群，在人物塑造上以“花”装点人物外形，更以“花”描摹人物内心；在剧情建构上，该剧将“花”渗透到情节主线，使重要关目之间形成勾连和呼应；在舞台上该剧以“花”表现语言的诗性美，并营造空灵、绚烂的舞台情境。总之，青春版《牡丹亭》通过“花意象”建构了一个丽花幽情的青春世界。     

艺术作为生活的“他者”——《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伦理

《道连.葛雷的画像》这部非伦理化的唯美主义经典是一个精致的伦理文本,小说隐含着艺术作为生活的“他者”的伦理悖谬。时间是这种叙事伦理的原点,由此生发出他者的三重面相,最终,艺术与生活的伦理关系构成了文本叙事伦理的焦点。     

回到世界最初的模样--《日光流年》的叙事艺术分析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从一发表就因为叙事的独特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独特的叙事结构、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营造出的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分析，来对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一些梳理，从中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