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清室与民国:清民之际满族贵族的政治认同

辛亥革命之后,残存之清室与新立之民国构成了共生与竞争的独特关系。满族贵族面对时局的变化,或意图复辟或攀缘民国新贵或不问政事,反映了他们在民初难以调适的政治认同。不过因为部分满族贵族的复辟之举,使得清室与民国在法律上的共存关系遭受了冲击,也为之后满族贵族特权的彻底丧失埋下了伏笔。     

共和主义史学派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解读——兼论共和主义范式的得与失

20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和立国曾先后出现了多种解释范式,其中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共和主义史学派强调古典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深刻影响。共和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当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法学等领域都获得了重要话语权。但是,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概念化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佛罗伦萨成为其文化的中心.本文从政治角度出发,分析了几个时期内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对文化的影响,阐明正是因为它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共和政治,使个人与社群之间很好的结合起来,造就了绚烂的文化景观,体现出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对其文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恐怕是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而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到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     

民主政治建设的共和维度

共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是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的共识与选择。共和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主张在民主基础上公权制衡。共和的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市场经济主体是多元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应是政府自觉地培育多元主体的过程，多元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解决的方式是由多元均衡达到社会和谐。公共权力体系应向代表性的阶层、群体或集团全方位敞开，从而达到多元共赢的目的。     

经济共和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分析

西方社会有一种经济共和主义传统,它源于对原始社会生活的回忆,以及对理想城邦生活的一种想象。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研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又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现实分析而超越这一传统,将应该追求的共有、共治和共享的经济生活解释为必然发生的事。这种将规范批判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产生了经济政治研究的一个飞跃,但也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共和主义权力逻辑视域下的政治义务

权力逻辑影响着政治义务的证成,不同的权力逻辑下政治义务的证成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依据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权力逻辑,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公民实质上遭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干涉,而这种干涉行为最终导致政治义务因缺乏正当性而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成,除非经过公民个人的同意.与之不同,共和主义奉行一种无支配的权力逻辑,它强调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确实对公民造成了干涉,但并没有对公民造成任意的干涉,并且这种干涉根本上切合公民的自身利益.相比较而言,如果依据无支配而非无干涉的权力逻辑来解释政治义务问题,那么公民将更易于自愿承担政治共同体所施加的政治义务.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文章指出,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     

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变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在政治上进行变革，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此过程中，自晚清以降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固有的满汉矛盾不断加剧甚至激化，在辛亥革命前夕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

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鲜有对中华民国的总体性评价。历史向中华民国提出了两重任务: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中华民国虽终止了君主制度,但没有实现民主政治,长达38年的历史仍是一个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没有扎根,传统的专制政治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极其牢固,启蒙运动存在局限。专制政治使中华民国三次错过了推进社会近代化的机遇。     

《联邦党人文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共和主义之分野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承之作,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做了几个方面的颠覆,即由直接民主、“忘我”的美德观置换为间接民主、“勿忘我”的美德观。在法律系统上也完成了由大陆法系向普通法系的转换。并由此在共和主义理念中增加了宪政品质。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清政府的政治改革

庚子事变之后的十年中,清政府先后以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为核心被迫进行以中央为主导的改革,但此时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变化,清政府加强集权和归政于满洲贵族的＂单边主义＂计划遭到社会各界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并一步步导致清政府从曾经众望所归的改革主导力量沦为革命爆发后的＂边缘人＂。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试论清遗民对共和民国认知的复杂性

清遗民是民初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政治观念表现出复杂性。就对共和民国的认知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处于矛盾、变化之中。这种矛盾变化性表现在：对共和民国先充满期待,失望后转向忠于前清;对共和民国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具有始终如一的特点．表现在：反对共和,仇视民国;对共和民国持一种平和态度。清遗民对共和民国的认知情况折射出民初士人复杂的心态．昭示出这一社会群体夤杂多样性的特点。     

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而且积极促进了汉口城市消防、社会组织、城市居家卫生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近现代边疆认知

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在全民族救亡图存谋求复兴的时代主潮与西北特殊自然社会环境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广大行记作者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对近现代西北社会复杂社会情状的考察认知上,西北行记真实细致地记录了近现代西北地区民众生存状况之恶劣、社会政治之落后、民族宗教问题之复杂。行记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所得出来的若干判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同胞的生存境遇,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切诉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保守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政治现代化两种方式的勾连

从政治学角度言之,改革与革命是政治现代化的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并非势如水火,截然不可相连。事实上,按之史实,宪政改革往往与革命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对于改革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方式,似乎既不必盲目夸大革命的历史作用,也不必为了替历史翻案或者替现实改革增强说服力而矫枉过正,更应该建立在历史经验、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对改革和革命做一个较为均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