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杂记》的冶游境界

古之冶游书从唐代产生以来,至清时更是蔚为壮观,然其间唯有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能够超拔诸作之上,别有境界,不落俗艳。此乃得力于其实录的史学价值、内含的“遗民情怀”、记录对象的品位、不着色欲的真情、虚实相间的笔法。     

冒襄余怀交游考

赵景深指出“冒辟疆是复社著名文人”(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许增、张治如、陈三立、柳诒徵对余怀作品评价很高,都曾为一九二八年国学图书馆影印的余怀《玉琴斋词》写了跋。许说,余怀的“《板桥杂记》一字一珠,一字一泪,非寻常说部可比”,“《味外轩诗》、《感旧集》放言在弦指之外”。张云,《玉琴斋词》是“留将家国兴亡泪,付与秦淮曲曲流”,“白头庾信肠堪断,黄叶江南一片山”。这些评价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长编的纂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吴承恩“杂记”不是小说与游记——评鲁迅、沈承庆先生关于吴承恩“杂记”的论述

鲁迅先生为使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 ,便不顾事实将其“杂记”认定为白话小说 ;沈承庆先生要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 ,则将其“杂记”认定为游记。二人都有失偏颇 ,而吴承恩的“杂记”实是志怪传奇 ,与白话小说和游记无关     

(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

遗民书写的论式往往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即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精神意义上的“想象在他乡”.世变后的图籍与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沧桑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与遗民我执的他者见证.《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见证了明之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即大汕与陈其年的进退出处,表现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疆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后遗民时代的清之遗民沈曾植揭橥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国维则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即在于,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鸟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     

士风、诗风及民风：从《北里志》管窥唐末社会

《北里志》记载了中和以前长安城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是后人了解唐代青楼及娼妓的重要的历史资料。此书开后世《青楼集》、《板桥杂记》等描写青楼类作品之先河。此书虽是一部笔记小说,但人们可以从中管窥唐时长安士子生活的某些情状,并了解诗歌创作及传播的某些方式。与此同时,唐末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也在《北里志》中有着诸多真实的记载。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周作人对“苦涩”审美境界的追求

有人说煎药的时候,和着中药味读梁漱溟的书,效果会出奇好,因为梁先生的书中是会流淌出浓浓的中药味的。我们在品尝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时,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周氏的散文明显有着和中药一样的味道,那就是“苦涩”。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对“苦涩”的一种特殊喜好,他的散文有许多是以“苦”或“药”为题,诸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杂记》等等,甚至他的书房也命名曰:“苦雨斋”、“苦茶庵”。“苦     

话美三题

幼闻:杨州八怪,板桥尤怪。然而,不知怪在那里。最近,读《郑板桥集》,才有点领略,真要求说出它的全部,难哉。板桥以画竹、兰、石出名,画石专画丑石。“——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燮(板桥)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板桥画兰,曾画《破盆兰花》、《半盆兰蕊》,说什么“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发     

朱自清散文艺术浅论

朱自清先生自二十年代初期致力于散文创作。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和《你我》五本散文集。他的散文,在当时以“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脱颖而出,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为新文学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这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在艺术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浅析王昌龄的“三境说”

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说”,具体内容包括“物境”、“情境”、“意境”,其中的“意境”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理论范畴。王昌龄是用“意境”来概括诗歌的第一人,具有首创之功。     

曹禺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分析——从《雷雨》中的"乱伦"谈起

《雷雨》作为曹禺的第一部剧作,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受到外来影响并与之相契合的产物,对剧中“乱伦”这一线索的分析,或可使我们对其深层心理动因有所把握。在《雷雨》的创作过程中,外部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历固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蕴蓄在曹禺心灵深处的“原始情绪”更是支配其创作心理的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原始情绪”又与他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为《雷雨》“乱伦”情节的设置,而且始终贯穿在曹禺的前期剧作中。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晋语志延片方言的“噻”类语气词

晋语志延片方言“噻”类语气词可用于单、复句的诸多句类句法环境,其用法灵活,使用频率高。联系邻近方言和近代汉语的研究结论,其来源应该是近代汉语假设语气词“时”、“价”连用后合音并语法化所形成的形式,而且是语法化程度很高的一种形式。     

明代“本色”、“当行”曲论兴盛原因初探

古代浙东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特殊的、重要的地域意义和风格意义，在浙东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文章依历史发展和风格演变为序，综述古代浙东书法的发展概况，突出其两个辉煌时期和四座高峰。同时对古代浙东书法的特点进行评介。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辩考

“言”和“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言”和“意”的关系主要是指语言能否准确无误地描绘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表达作家的主观意图或思想情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儒家认为“言能尽意”,道家却认为“言不尽意”。魏晋至唐宋的理论家也各执一端,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虚实、形神、意境等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认为“言”“意”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与虚实关系、形神关系、意境关系同根异脉,血肉相连。     

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探析

现代汉语法界关于"呢"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语用的角度,重新考察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认为它是疑问语气词,有时也能传达其他语用信息。     

"金陵"意象与古代作家的怀古心态

由历史文化名城到古代诗歌意象,"金陵"从早先的地域概念转化为具有浓郁政治文化色彩的艺术符号。"金陵"意象频繁地出现于古代诗人的怀古作品中,承载着他们沉重的感伤情绪,寄托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     

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

文章选取先秦、明清和现代三个时段的语料来探究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在《论》《孟》《老》《庄》里,"可得"(可能)的用例都能换成"可以",并仅出现于否定句和反问句。"必"修饰动词,用于某些具体条件下,尚不表达"无条件",它有时被夸张使用。"可得"和"必"都有明显的强调色彩。明清语料里,"可得"的表达依旧,"必然"已经发展成能作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的词。先秦和明清语料中表必然的都比表或然的多一倍以上。时代越早,语言越情绪化。真的"可能"见于中古,但是长期不发展。现代爆炸式发展,与"必然"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范畴,表达清楚的模态概念。现代语料的"可能"词频是"必然"的六倍多,反映人们对事物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增强了。     

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的来龙去脉

关于马歇尔体系特征的概括和评价,历来存在明显的歧异。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采用“综合”一词予以肯定和颂扬。始终冠以“折衷主义”提法的是原苏联学者,不过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它。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述则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必须强调,搞清“折衷主义”这种概括和评价的来龙去脉,对于准确把握马氏学说和重新审视经济学史研究的若干传统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