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绝句艺术的丰富发展

对于晚唐绝句，历代诗论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晚唐绝句艺术极大丰富，所谓“法莫备于唐人，中晚尤妙”。①贬之者则认为晚唐绝句之失恰在过于工巧，刻露而失浑成意味，明人胡应鳞批评晚唐绝句“大露筋骨”；所谓“愈工愈远，视盛唐不啻异代”；②又云晚唐绝句：“书情则怆...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卡夫卡的文学写作

当我们注意到卡夫卡的文字中不断被强调的“离开”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因此而忽略了他也曾经多次描述过一个逡巡徘徊在“回家”途中的游子的踌躇。不过．无论是一个急于逃离此地的人，还是一个重返父亲的老院子的人．目的和希望在卡夫卡的文本语言中并不存在。他所真正关注的，既不是逃离之后的出路，也不是归来者即将享受的家庭天伦。而是“离开”之际与“归来”之际的真实处境，一种此时此地的经验感的存在，但又不只是一种具体的荒谬感或者抽象的空虚。这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即便变成了一只又大又丑的甲壳虫之后依然没有选择逃离家人中可见一斑。     

室韦的族源

室韦,又作“失韦”,最早见于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法国历史语言学家伯希和从对音的角度,提出了室韦即“鲜卑”,二者“所本者同,似为‘serbi’、‘sirbi、‘sirvi’等的对音”①,已为史学工作者所公认。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贵族,在进入长城、开肇帝业后,大有岐视异姓的同族人的味道。他们不愿承认道地的鲜卑人之一——东部鲜卑是他们的同族。可以设想,当汉、晋之际,大部分鲜卑人西或南迁,而一小部分鲜卑人尚留居原地。对于那些留居原地,尚未濡染较高文化、从事落后生产的同族人,拓跋贵族自然不会乐意承认互相间的渊源关系。根据研究,汉代以前,汉文史籍中常用“n”音结尾的字来译写北方各族语言中带有“r”音结尾的音节,而至汉以后,则改用“t”音结尾的字。拓跋贵族     

论阿Q的“大团圆”悲剧

论阿Ｑ的“大团圆”悲剧杨岳鹏１９２１年冬，鲁迅发表了他的又一篇新文学代表作《阿Ｑ正传》。如果说，小说在当年所引发的社会反响还不如今天这样的巨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则是传之永世，且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旧文坛上，名目繁多的才子...     

谈师傅引进门──对“工商新兵”培养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呼唤着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工商行政管理队伍。队伍建设中，不但要注重对新知识的学习，还要加强对“工商新兵”这支队伍的培养。古语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这句话告诉我们，虽然水平的提高靠各自的努力，但前提条件是“师傅”的引导。笔者认为，对“工商新兵”的培养，不能忽视师傅的引导作用，为此笔者提出拜师学徒的思路。第一是压担子。“新兵”一进门就应该首先将其放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让其始终有一个压力感，在压力中锻炼，在压力中成长。环境的压力愈大，个人的反弹力也将愈大，这样才能…     

利人尚贤赏罚兼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掬要

宋代学者欧阳修说:“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搞管理,不仅要有“忧勤之心”、“纳谏之明”,而且要懂得“致治之要”,有“力行之果断”;不然反会使“事愈乖”、“听愈惑”,闹出乱子。怎么才能“致治”?我国古代论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系统的管理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理论的要点,是否可以归纳为:以“利人”为目标、“尚贤”为根本,“赏罚”为重要手段,“兼听”为决策、沟通的重要原则。     

首位呼应有妙招

同学们,“简妙作文法”学会了吧?怎么写结尾?对了,照应开头写所感。一篇作文首尾呼应、详略有致,这样才显得结构完整。可不少同学对“呼应”不够重视,一篇作文写到最后竟然忘了照应开头,读了给人一种虎头蛇尾或顾头不顾尾之感。这样怎么能算一篇好作文呢?呼应是一种简明而巧妙的写作方法,是文章内容在前后的关照呼应。前面提到的问题,后面有了着落;后面说到的内容,前面已埋下伏笔,留下暗示。     

当应试教育遭遇“枪手”

随着研究生考试、四六级英语、毕业论文开题……一系列考核活动在这个冬天的来临,“枪手”这个词再次闯入我们的视野。毋庸置疑,“考证”时代的需求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成就了“枪手”现象,现今“枪手”市场活跃和肆无禁忌的势头,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其愈行愈近愈有言。“枪手”,在古代被称为“枪替”、“捉刀者”,其难登大雅之堂可见一斑。但这并未影响它与科举制度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这种     

论文学创新与民族特点之关系

一切成功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能够给人以清新而刚健的美的享受和教益。那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在何处,“美”从何来呢?——来自内容,来自形式,来自突破和创新,来自巨大的艺术传达力和艺术感染力。然而,这一切又都总是渗透在民族特色和传统特点之中的。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民族特色愈鲜明,就愈有国际性;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词素-on和以词素-on结尾的英语名词意义辨析

探讨了以词素 -on结尾名词的意义 ;就词素 -on和 -oon在语音学和含义上的不同 ,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确定以词素 -on结尾名词的基本意义为 :指动物是“子”、“小”;指人表“子”或“子代”;指物质时表粒子及微粒 ;表物品时为“小”、“尖”、“小部”。还有一小部分表达抽象事物 ,基本词义是“-on”前面词素含义的“子化”、“微化”、“尖点”、“小器物”及有限拓宽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是新生,还是悲剧?——评《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

《静静的顿河》写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力的新生,还是他的悲剧?这是自50年代苏联国内和中国评论界一直争论的问题,焦点在于错误、罪过在人物身上,还是社会责任。本文作者力主“悲剧”说,责任在于社会,造成悲剧的原因在于沙皇政府长期对哥萨克群众灌输的那种愚昧的偏见和特权,也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中某些人的错误。小说结尾处,作者抓住了激情发展顶点前的某一顷刻,最能体现作品的悲剧性。作品的开头,对格里高力祖父一桩浪漫而又悲惨故事的描写,隐寓了作品的悲剧性。“新生”说认为小说的结尾预示了主人公的新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品的整个结构、情节都是接着塑造一个悲剧形象的需要来安排的,而结尾无法扭转整部作品的走向。     

儒家人生观的实质及其衰落原因

众所周知，人生观不过是人生体验的系统化和哲理化。在笔者看来，从宏观的角度可以把人生体验分为“在感”和“不在感”两大类，人生观的实质就表现为“在感”与“不在感”之间的张力关系。弄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界定儒家人生观以及探求它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所谓“在感”指的是肯定个体生命存在的积极体验。“在感”是从人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升”起来的。换言之，我们是被抛进“在感”的。每个人都通过“在感”确证自己的生存。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通过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身。…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文艺学·美学)

历史学中国古代史良渚文化中的玉器来源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良渚文化中的玉器“根源”在云南．因为“良渚文化的先辈来自云南”。古代中华大地上盛产美玉的地区不多，主要是新疆和田一带和今云南楚雄一带。良渚文化所分布的地区并不产玉，连附近广阔地区都无美玉资源。从人种学上分析，古代西北边远的人种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别；而西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古人“源于同祖”。由此可知东南古时的美玉多来自今云南中西部。又根据珠玉加工老艺人的经验得知．浙江所用雕塑玉器的材料，历来多从云南购来。玉本难得．距产地愈远．其价愈高。故美…     

“成为”的秩序感消解:青少年UP主身份建构实践与自我再生产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艺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九种形态。（一）最先觉醒的叛逆者、莫新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和”“疯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文学创作中的情与理

文学创作中的情与理于蓉文学作品既要“增人感”，又要“启人思”．“增人感”即以情动人，“启人思”就是溶理于情，发人深思。因此，如何理解与处理情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作者如果不能做到满怀激情地进行文学创作，那末他的作品就不能产生感人...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图式”新解——社会资本再生产与资本循环的结合

罗莎·卢森堡、列宁和希法亭在围绕资本主义是否崩溃以及扩大再生产是否实现问题进行争论时分别侧重商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货币资本循环，都没有从三者统一的角度把握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在破解“斯密教条”的基础上，以价值的纯粹流动性为中介，揭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异，描述了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中作为资本的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的运动，指出这一运动以资本价值的流通为基础。“资本再生产图式”之所以能够透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是因为这一“科学抽象”将经验上升为知识论本身，范畴的运动蕴含了资本运动的现实。在《资本论》第二卷第VIII稿结尾，马克思坚持了对“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视，这一判断是基于MEGA²《资本论》第二卷第VIII稿结尾部分和对《资本论》第二卷理论体系的理解得出的。建立在“资本循环”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相统一的结论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理论能在更广阔的解释视域中观照资本再生产与当代国际资本循环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