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诗本原理论臆说

亚里士多德把作为创制物的诗的本原归之于摹仿者诗人,但是,从他把世界万物的第一原因(主动理性)作为诗本原的终极原因,以及他在语言的视域思考诗的存在来看,亚里士多德诗本原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     

文学本原论

中华文论的文学本原论 ,是“天人合一”式的 ,它不是孤立的“感物”说 ,也不是孤立的“言志”说 ,它还有超越这两个序列观念的第三序列观念 ,即“天”、“道”、“天人合一”等。中华文论的文学本原论是三个序列观念的有机整体的联系。在“感物”和“言志”的后面 ,还隐含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 ,这就是“道”。     

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而上之思--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传统略论

现代中国文学家从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出发,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他们主要对"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提出了现代中国独特的人学命题,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他们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马克思政治本原观的价值论意义——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本原观的价值论意义比勘

马克思政治本原观的价值论意义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是对政治本质之源的本真回答,它揭示了政治的基本构成维度.其可能性和必要性根源于政治是人类自主性的追寻生命本身意义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政治本原观以生产性活动为根基,以完满人性的获得及其实现为基本追求,以制度构成作为其实现形式.它批判性地颠覆了传统的"德性一目的"政治本原观,建立并塑造了一种新的以生活世界为核心的政治本原观.这一政治本原观内蕴对"人是谁"以及"人如何"这两个紧密相联问题的历史性关切,展示了一种深沉的关怀生命的价值论意义,但它牺牲了政治直接参与对政治本原的构成性意义.     

形而上之“形”的历史逻辑进程

从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从感性经验到感性知识、从感性知识到感性现实的线索潜在地表征了形而上之形的历史逻辑演进过程。形而上的形是有限的、有形的,但是形不是东西,更不是物质,因为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要与形分离的。然而,形而上学在祛形的追求里总是要被形缠绕,马克思则立足于现实的生活根基,完成了形而上学从抽象的概念世界到现实的感性世界的一次复归。     

本原隐喻:论形上之道

以修辞学方式研讨哲学上的本原问题,意味着本原问题在语言层面上乃是隐喻问题。展开这一讨论,首先要梳理并呈现汉语“本”及与之相关联的隐喻网络,其次讨论这一网络在被移置入英语、这一网络用来移置古希腊语“本原”论说的时候跨语言的隐喻关联及隐喻的转换,这表明形而上学活动并无专门语言可用,形而上学只是也只能对日常自然语言进行特殊的隐喻使用,从而成就依据不同语言的不同的形上世界;这些不同的形上世界之上并不存在基于逻辑抽象的更高更统一的一个形上世界,因为并不存在必备的超级语言。如此一来,隐喻的理解将深深改变哲学的自我理解。     

禅、儒、道之形而上与方法论的融通

中国哲学形而上指性相不二、心物不二。儒、禅、道三家于此融通。三家证悟形而上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均以“诚”为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本体与方法、形上与形下不二。应正确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境界、科学与人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和谐心灵与和谐生活。     

通向形而上的艺术之舟——对李煜词的一种观照

李煜词,与他的帝王身份有着很大的矛盾。作为词人,他始终是一个精神漂泊者和流浪儿,他的词中,充满着对自身存在家园的探讨,对自我的叩问,对人类普遍存在意义的探索与关注。这一切来源于词人的体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敏锐的艺术家的悟性,使得李煜词有一种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文学观与人生态度。     

刘勰“宗经”观念下的文学“通变”论

<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具有严密的体系性,"通变"论是全书的一条论文主线.刘勰从文体规格立论,提出了遵循文体名理和驰骋文变之术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他站在尊崇儒家经典的立场上,以经书为"群言之祖",故以"宗经"言"通变",本于经而求乎变."通变"以宗经法古为本,以革新创造为用.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是中西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本质的两种主要观点,二者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刘勰《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在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种观点的出现分别代表着中西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史料学内容。刘勰重视史料,敬佩孔子在史料方面作出的贡献,肯定刘向、刘歆和班固在史料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他指出,使用史料,应正确无误,要做到精要,注意选取典型和使用新史料。     

定而不定的“势”——刘勰《文心雕龙&#183;定势》篇的现象学解读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势”具有非现成性、在直接对作品的体验中被当场构成、境域化生成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并没有给灵动不居的“势”抽象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虚就实地探讨决定“势”形成的语境。他的势论阐述了“情”、“体”与“势”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势”境域化生成的特点。     

以比较的视野看刘勰的复古文学思想

本文以中西文化———美学通观的视野,在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中,对《文心雕龙》的复古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刘勰以宗经反本、雅正体要为归宿的文学退化历史观,体现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处置模式,与严羽及其明代复古诗学隐含人类学—美学思路的诗史观,构成了迥然不同的话语系统。本文还对刘勰的“通变”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通变主张使刘勰的复古思想增添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有限的开放性。     

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关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天论》为代表的“天人交相胜”的观念。但是,从刘禹锡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角度考虑,更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中道观。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首先,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立论周备圆通;其次,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了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第三,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作了系统阐述,也涉及到对类比推理的论述,但没有形成系统。中国古代墨家著作《墨经》中建立了以譬侔援推为形式的类比推理。墨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推理具备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既相似又相异,两者都是在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三要素的组成下,以类关系为基础,根据概念的外延关系构成的或然性推理。逻辑学诞生初期的中西方大文化背景下,墨家类比推理是为实用,而亚里士多德类比推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求知,因其或然性无法获得准确的知识,在西方早期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类比推理在中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刘知几文史关系论指要

本文从3个方面阐述刘知几关于文史关系的重要命题——“文史一流论”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1．“史者,当时之文”刘氏认为“正史六家”和“杂述十流”既是史书,也是当时之文,这一论断是符合古代史书的实际的。2．“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从“尚简”、“用晦”、“去妄饰浮词”、“载言”、“载文”、“模拟”、“采撰”等诸多文学手法的运用,分析修史必须借助于文。3．“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从文史相同的社会功能、写作内容和原则、史才遴选与任用等方面,论述文与史同属一流,从而对史家提出“学综文史”的要求。     

再释刘勰论比兴

比和兴都是把握宇宙人生的艺术方法,比是从认识去把握,兴则是从感悟去把握。但二者有所不同:一是兴隐而比显;二是兴婉而比直;三是兴广而比狭。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三者往往同时并用,兴是基础,赋是展开具体形象的铺陈、钩勒,比是运用譬喻进行切意和切象的描写。兴凭藉赋比具体化、形象化,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趣无穷,实乃民族文论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