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共和国--关于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的思考

共和国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其生命在于融入公民的生活。共和国不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符号,它不仅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政治价值体系与政治生活方式。共和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和平的状态中共同生活。共和精神的实质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平等权利的尊重和对多样价值的包容。共和国是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共和的政治组织形式,它建立在平等的公民身份基础上。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平等、参与和分享,意味着社会公众能够通过民主与法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有在国家尊重、保护与善待公民的前提下,公民才会认真对待规则、公共事务与政治共同体,形成守法、参与和分享的生活方式,养成理解、尊重与爱戴共和国的良好社会风尚。认真对待共和国,就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共和国的统一性与长治久安。维护共和国,就是维护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维护公民平等协商与合作共享的生活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产生的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为自由民主制。工业社会后期,民主制显露出弊端．发达国家开始感到民主过剩、民主危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存在有两个多年的和合文化传统,形成了共和政治理念,其核心是对等和谐。古希腊、古罗马讲的共和政治,是平衡均衡,为公共利益服务。共和政治理念在东西方都有源头。民主政治适用于工业社会,共和政治适用于知识社会。世界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21世纪的政治大走势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共和政治。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试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

当代政治哲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复兴既有深刻的背景,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复兴趋势,这种复兴不但使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这一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在张力所激发的基本辩论重趋活跃,而且是我们把握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政治哲学发展方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政治思想史、美国宪法学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并从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两个层次揭示了当代共和主义在理论探索和制度构建上的贡献和局限。文章的最后还将就共和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含义作简要评论。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以公元前190/189年为例的考察

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性质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公元前190/189年罗马共和国主要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等)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军国大事的突出地位让执政官和元老院占据了政治舞台中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表现得更加活跃,但人民大会与保民官的作用和它们所代表的民主因素,仍然是罗马共和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波里比阿视罗马共和国为混合政体的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三)——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两种复辟思想辛亥革命前,思想界有过剧烈的斗争,以革命派与改良派为对垒的主流,中心课题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斗争的胜利,是清政府的被推翻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同时辛亥革命后虽然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还存在着两种与民主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本文试图揭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主题,而合法性产生于民主;民主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共和主义是程序主义的;由于这种程序主义对政治价值没有明确的承诺,而且也不能达成"一致同意",所以它必然导向形式主义.     

社群主义视域内的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基于查尔斯·泰勒的共和主义论题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导致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危机而面临社群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社群主义视域内,民主政治根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及其成员的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根基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认同.惟有如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取得并延续.因而,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社群主义主张复兴关注公民自治、视参与自治为共同善的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和提高共和主义所需的公民美德.     

从本义为共和革命思潮立名

我在《略论共和革命及其主要特征》一文中提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我们完全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共和革命’立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基于同样理由,我认为,作为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和表现的清末革命思潮,可以称之为共和革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