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杂说笔记视域中的域外文明

清代杂说笔记中的有关域外事物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清代顺治-嘉庆时期、道光-宣统时期。前者仍是晚明以来“中体‘外’用”思想延续,后者表现为域外事物的急剧增加,中西融合的趋势日渐明显。与清代前中期的记载相比,晚清杂说笔记视域中呈现出两条脉络：一是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与积极引进两种现象并存,二是坚守中土文化的优越感与危机感两种意识并存。作为实用主义之法,清末部分士人提出“西学即中学”“王者无外”之说,以期达到调和中西文化歧异而为我所用的目的。     

唐宋笔记中民间隐语的特点

唐宋笔记中民间隐语体现了秘密语发展到唐宋时期的特点:刚刚成熟,但又不太诡秘.具体表现为:一、大量的秘密语和方俗俚语界限不明;二、行业秘密语的系统性在唐宋时已初露端倪;三、行业隐语的制作理据大都易寻;四、唐宋秘密语为后世秘密语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杂说“书卷气”

对于读书人,你赞美他,可以说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书卷之气;你挖苦他,可以说他浑身上下看不到有任何书卷之气。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研究特色述略

全面科学的语料观、灵活多样的考释方法、严谨朴实的研究风格,是王《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一书三个方面的研究特色。从研究方法和治学作风上说,此书堪为后学者的楷模。     

北宋士人的人格特征与其笔记创作的新变

北宋士人因时代境遇而具有了特定的人格特征,集中体现在政治人格、社会人格和文化人格三个方面,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导致笔记创作特质的新变。创作主旨上,既实录社会政治、考辨名物制度,体认儒学思想;又增加谐闻趣语,文人轶事,认同世俗文化。艺术风格上,既不拘泥于经史的严肃庄重,又无词体的绮艳俗丽,兼具“雅”、“俗” 的审美趣味;既有别于唐人近乎实录的史家笔记,又削减了六朝传奇、志怪的荒诞成分,文学叙写与历史追忆相映成趣。这些新的特质对南宋及后世笔记文体的创作影响深远。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中唐至两宋时期 ,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一段从“才子”经“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 ,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到初步繁荣、最终走上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曲折路程。唐宋时期文人词的这一发展流程受到了士人人格观念衍变的深刻影响     

论唐宋的绘画思想与题材之变

由唐至宋,绘画思想转变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从客观转向了主观,尤重画家的人品;(2)由赞美动态、热烈、浪漫的美,提倡天才论、灵感说,转为静态、平和、现实的美,强调日积月累,得外物触发而作画;(3)唐人重情,宋画进而追求“理”;(4)唐人的画论,具有总结中古的意义,宋人作了新的开辟,有近古的色彩,(5)由唐至宋,绘画从宗教化转为文学化,宋代的文人画理论全面兴起、发展;(6)除个别著作外,唐代多零散的绘画思想,宋人则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唐宋文化之别造成了绘画题材与风格的三方面变化。     

唐宋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唐宋时期的“丽,”处于兴盛和繁荣阶段。“丽”在唐宋时期美学视野中呈两种特质:感性和理性互有并存,共具一代。“丽”是唐诗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中都有突出体现,唐代诗学理论自觉地对这种“丽”质进行了理性把握;宋代美学审美主体对“丽”的感性状貌也表现出特殊敏感和兴趣,在作诗写词时显现出对“丽”的有意追求,宋代诗学、词学理论进一步对“丽”表现出的多方面内涵析精辩微,细致体认。唐宋时期的“丽”赓续不绝,向前发展,标志着中国古典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此“义”非彼“义”——唐宋义仓与明清义仓之比较研究

义仓制度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唐宋时义仓本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而明清时期政府改变义仓政策,放弃统一办理,支持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办理或鼓励民间自愿办理。无偿赈济需不断筹粮,灾荒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义仓建设的难度,导致唐宋官办义仓制度难以为继;明清各级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努力则推动了义仓的发展。作为一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义仓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但从唐宋到明清,义仓“损有余、补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的价值观一直未被放弃,且有所进步。     

唐宋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中唐至两宋时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士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了明显的柔弱化倾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唐宋词的崇尚婉约,而且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婉约词的“雅化”进程。     

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

北宋党争频仍.在党争影响下,北宋笔记形成了四种创作趋向:或平实尚典,褒贬不扬;或关注时政,忠义爱君;或宣泄愤懑、追忆师友;或挟私违公,曲为回护.从文学和史学发展来看,北宋党争为历史琐闻笔记的成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价值和成就深受后世史学家、文学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深远.     

浅谈唐宋茶文化的兴盛与人之心性修养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巅峰时期.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之精神层面:即茶文化能有效调节人之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茶文化能养人之心、抑人之情、怡人性情;茶文化还有效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际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茶文化的终极价值指向为和,茶文化是人间真善美和合之美的最高体现.     

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行状的创作目的受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请谥在唐代行状中占主导地位,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的行状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明确,进入史书的愿望更强烈,这些都构成了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化的原因。创作目的变迁导致以行述名篇、世系书于文内、书写妻子子女的行状增多。元明清行状受宋代影响较大。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唐宋人蜀文人与巴蜀文化之缘

巴蜀文化自古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经济文化尤其发达的唐宋时期还吸引了一批非蜀籍的文人墨客流寓于此,出现了自古词人多入蜀的高峰盛况。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其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唐宋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巴蜀文化的兼容并包、汇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