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官员避责行为:逻辑·危害·治理——一种组织行为学的观点

基层官员避责是懈政怠政的集中表现,是基于官员“心理—个体—组织—环境”互动模式的不良产物,构成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制约要件。立足组织行为学视域,透析基层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即行为判断价值化、行为结构逐利化和行为结果纵容化,分析其危害机理,即陷入基层治理主观价值窠臼、衍生多元主体利益分化偏离、置换行为结构的目标策略、背离行为结果的宗旨使命,为思考官员避责行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依据,同时,在重塑行为心理机制、健全行为运作机制、强化行为沟通机制、筑牢行为保障机制上着力而妥善应对和治理基层官员避责问题,为新时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价值。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论校园欺凌现象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的视角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认为,个体的“惯习”生成于其所在“场域”,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是其实践决策的重要基础,个体在“场域”中行动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其在“场域”内的地位。基于“场域-惯习”理论,校园欺凌的生成逻辑是养成欺凌“惯习”的欺凌者,为了强化或提升自己在校园这一“场域”中的地位,而对校园内其他资本占有量明显少于自己的个体实施欺凌。可以通过采取改良欺凌者所生活的社会场域状态避免养成欺凌“惯习”、改善被欺凌者的资本状况、改变“唯分数”的人才评价标准等措施来防治校园欺凌。     

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大学生返乡创业为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农村优质青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问题。本文依托场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围绕返乡大学生创业为何、以何创业以及何以创业的理论逻辑，厘清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行动机理。研究发现：返乡大学生从学校教育场域进入乡村生活场域创业，需要直面城乡文化背后隐匿的价值规范和处事原则的冲突，在资本的运用和惯习的冲突与弥合上生成新的实践逻辑。高校应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尽可能地为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心理、人力和社会资本，返乡大学生则需要通过资本建构和惯习重塑来消解乡村场域的秩序壁垒，真正融入到赋能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之中。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一座民营博物馆的诞生

论文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一座民营博物馆诞生历程为案例,对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过程与特征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为外来者进入地方社会,并成长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社会文化“场域”。流动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也使得外来者具备调动各种“资本”、调整“惯习”,实现从“外来者”到“地方精英”转变的可能。然而,这一由外而内的地方精英的生成路径,存在着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困境。外来精英在依靠外部资本与权力成长为地方精英的同时,亦需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从外来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理路探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人们公共生活的拓展和社会公共价值观的嬗变，中国精神日益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内驱动力，它不仅促成个体的精神成人，也助推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为生成于历史个体与公 共场域的中国精神，其公共性生成也必然遵循其生成的内在机理，即基于“公共价值认同”“多元价值整合”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大要素的有机整合和生成逻辑。只有厘清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理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弘扬好中国精神，才 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公共性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顶格管理、基层形式主义与整体性智治——基于对N市Q区的考察

在全面推进基层减负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形式主义整治工作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顶格管理”根植中国基层治理语境，使科层体制始终处于“理性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中。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顶格管理”随之带来的治理压力与基层治理能力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状态。在“避责心理”的催化下，“策略主义”转向风险面，“顶格管理”追求的理念预期也发生了价值偏离。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表现为理念形式主义、功能形式主义、结构形式主义、机制形式主义和技术形式主义。通过构建整体性五维治理模型——“理念—功能—结构—机制—技术”以实现整体性智治，变革“顶格管理”治理方式，从根源上破解我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     

循证式治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下的乡村治理实践及效应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基层治理的“硬任务”压力与强责任监督压力越来越重,乡村干部被置于高强度的监督问责之中。由于职责不断向基层下移、中心工作的扩大化、基层监督与问责的强化等原因,基层干部的避责行为呈蔓延之势。“循证式治理”正是当前乡村干部的避责行为塑造出来的一种治理样态,“行动前寻找合法性依据”“行动中坚持按章程办事”“行动后积极制造证据”“建立循证基础”是其主要的行为逻辑。这一治理逻辑导致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刚性化,使得乡村治理越来越缺乏自主性、回应性与创新性,不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浅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样态、生成诱因及其治理逻辑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重要场域,其具有的基于大数据的人机对话模式、基于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内嵌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表征为以技术为手段的意识形态权力转移导致的场域失落风险、以人机协同操纵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话语权旁落风险和以模糊边界运作加大意识形态治理难度引发的治理失效风险。其生成诱因在于资本与技术扩张导致资本逻辑内嵌于意识形态风险之中,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话语权转移带来了人类语言逻辑表达与多元价值博弈,以及对话沉迷与主体危机的内容失真引发的治理范式转化与监管失灵。应立足于阵地治理、数据治理和制度治理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转变为巩固意识形态认同的最大增量。     

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 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治理

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种学术投机行为,是学术活动中的权力变性与异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目标与社会制度间错位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在这种场域空间内,学术文化失去了固有的内在价值与气质,学术理性无法再为整个学术学术场域提供充足的学术责任伦理标准。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行为合理化理论旨要,将学术不端行为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管理”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利于明晰学术人的学术责任。回顾大学学术场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存在技术手段治理无奈、现有制度执行真空以及道德约束孱弱之积弊,未能燃起学术人的学术责任伦理之心。基于此,根治大学学术场域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需要转换思路,以角色—责任—问责为轴心,培育学术人形成内生于学术本质中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学术伦理契约精神。     

狂欢抑或失范：新媒体场域下 历史类话题的发酵与传播——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

以网络历史话题“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剖析了新媒体场域下历史类话题发酵与传播的内在逻辑,认为在当下基础人文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哪怕是教育程度较高的网民一 族也会陷入新媒体场域的资本逻辑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忽视历史学研究需要有的科学性逻辑,故而新媒体虽然是可以让专业历史学家与网民对话的平台,但是这种对话的基础并没 有形成。新媒体上的历史热仅仅为专业历史学研究提供私人化的口述史料,而在理论、方法甚至观点方面则无从建树,其实质也不过就是一场知识的伪“狂欢”。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基于风险竞技场理论,通过对ＢＯＢＯ 城垃圾分类转运站事件的个案研究,审视了邻避风险的社会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揭开了“中国式邻避冲突困境”的症结。首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风险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园意识崛起及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采用非常规行动以打破政府单方主导的博弈规则,进而实现利益诉求的非正式表达;最后,一方面邻避项目是地方领导者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侵蚀政府权力行使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执政危机,使得博弈双方的风险互动陷入新一轮的“立项—抗议—停止”之中。     

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基于桂西北Z村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青年村干部职业呈现差异化稳定现象。本研究依托“场域叠加”理论构建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生成的“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探究桂西北Z村青年干部不同职业稳定性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首先，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选择受到行政、社会和市场等场域的影响，表现为多重场域对其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共同塑造，分别形成强、中、弱不同强度的角色取向。其次，塑造后的双重角色能否共生以及共生的方向与强度，会生成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的不同关系模式，促使青年干部展现出长期稳定、短期稳定、较不稳定和很不稳定的差异化稳定性。“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为全面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有助于采取针对性、差异化举措稳定青年村干部队伍。     

资本转型：仫佬族文化传承的困境与突破

仫佬族文化在学校、家庭、社会场域中的传承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场域中的文化传承行动者掌握的资本类型、数量、结构不同,获取利益分配的机会有失公正,并受各自场域中固有惯习的束缚。仫佬族文化传承困境的突破,重在仫佬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成功转型,构建具有生产性、公益性、可持续性特征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秉承符合组织制度、社会网络与资本建构协调发展的合法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