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十一连增”期间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及成因

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粮食“十一连增”期间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且变动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粮食生产产量和播种面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特征、政府财政、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临近省市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市粮食生产的空间效应以及其内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是这一期间粮食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原因。粮食区域格局中空间效应的凸显,为今后合理布局粮食生产资源、优化财政支持方向并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省际能源尾效：测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其空间效应,识别能源尾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测算中国省际1997—2016年各期能源尾效,分析其空间格局和集群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尾效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各省份普遍存在着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低）尾效与高（低）尾效省份之间呈现出相互聚集的特征;（2）全国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开放水平对尾效增长具有正向贡献,而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贡献;（3）区域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对尾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则在不同空间区域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效果。     

人地关系地理基础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战争形势重视地理纵深的“三线布局”,经过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地理毗邻关系的拉郎配“经济协作区”,演变为改革开放之初面向海洋开放的“两个大局”部署,再到注重区域均衡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如今演变为侧重发挥地理集群优势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布局,而且进一步关注到国内外的地理联系,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塑造国际地理格局。至此,综合形成了当今“4-3-2-1”区域发展战略体系,这一演变是顺应人地关系规律要求、追求国土空间优化的表现,不仅增大了中国经济回旋的余地,而且增强了发展的韧性。意味着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旨是：充分发挥不同地区资源环境禀赋的主体功能,着意于探索切合实地的区域发展模式。     

人地协调论与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人地关系按研究范畴不同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 ,人地关系的协调始终是人地关系发展的核心。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内涵是谋求人与地的和谐共生。人地协调论是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理论 ,它对选择与确定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模式 ,制定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目标体系 ,形成人类对土地开发利用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 ,加强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调控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我国的海洋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化特征已比较明显.根据不同因素的区分与归类,概括出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差异、海洋相关政策,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海洋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通过提高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Rybczynski方程矩阵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7～2007年我国分地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通过估计Rybczynski方程矩阵模型,对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与要素禀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要素禀赋(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是影响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劳动和资本的地区禀赋差异对大部分制造业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源是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基于演化博弈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城市化地区和农业地区建设用地利用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经验数据仿真模拟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考核比重差异化须足够大才能减少不同资源禀赋地区间的非合作用地行为;“大棒”政策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于“大棒”政策基础上的“胡萝卜”政策则效果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利用双边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经济增长的竞次竞争行为和征地补偿价格非市场化不利于地方政府间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合作.因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需着眼于:短期内将用地指标配置与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惩罚机制上的土地集约利用激励机制并实现结余土地指标充分市场化流转.推动征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和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针对不同地区实施足够大的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长期看,当以土地用途的分区管制代替指标管控并辅之以转移支付、户籍改革、税收补贴等举措,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同时促进耕地保护和区域的差异城镇化发展.     

生态承载力调控下洞庭湖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研究

运用生态承载力评价模型、响应模型和空间频数分异测度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近10年来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整体上呈现“U”型变化趋势;空间格局上,从西南向东北依次呈现“较高—低—高—低—较高”的“W”字型格局;区域响应上,4种不同响应状态反映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生态系统潜在压力较大。因此,应创新体制机制,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承载之间的矛盾;加强生态系统调控和景观生态规划,维持生态系统的弹性力;转变产业发展模式,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树立以人为本、以生态为导向的发展观;抓住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机遇,全面提高生态承载力。     

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

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压力大、环境容量有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之间矛盾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把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为水资源-能源-粮食管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从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影响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诠释了绿色发展影响下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并对不同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成效和实施力度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绿色发展通过引导和约束主体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协调,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能够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及双碳目标,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约束性政策环境,加大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强度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存量降低,充分发...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我们利用新近发展起来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1990—2004年中国地级区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空间集聚,二是空间不平衡。而且区域人均GDP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的东西极化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一结构在整个考察期内极为稳定。最后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脱嵌型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困境——基于四个关系性难题的探讨

当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我国民族地区逐步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但客观来讲,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而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也呈现出“脱嵌”的典型特征.与此相应,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脱嵌型”资源开发面临四个关系性难题——开发与保护、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外部主导与地方参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制度环境及文化环境这三个层面的特殊性,强化资源开发过程的“社会嵌入”,并从理顺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及制度执行、实施参与式开发以及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努力,破除上述四个关系性难题,进而推动民族地区的内生型、包容性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审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资源分布不平衡,经济增长实绩差异较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也存在差别。特别是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影响下,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

针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经济发展需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新经济发展政策支持体系，满足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新经济发展的政策需求，破除政策约束，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新经济发展要求严守两条创新底线、深挖绿色发展潜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保障经济安全稳定。但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我国新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的约束，产业体系不完善的约束，数字化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的约束以及对外开放层次的约束。为此需要构建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人才政策、科技创新政策以及生态保护政策进行相应的优化调整，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我国新经济发展健康可持续运行。     

区域完全自然资源丰裕度及其测算方法

自然资源丰裕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重要指标。根据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内涵,将自然资源丰裕度分为单项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某类资源的丰裕度和区域完全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三个层次,分析区域完全自然资源丰裕度的特点,尝试提出测定区域完全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具体方法,并运用2010年31个省、市、自治区20类自然资源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在相对数量与分布结构上存在矛盾;（2）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富集区有5个省份,自然资源禀赋适中区有12个省份,自然资源禀赋贫乏区有8个省份,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区有6个省份;（3）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区域完全自然资源丰裕度排名在前5位的省份分别是四川、内蒙古、甘肃、广西和河北,排名最后5位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宁夏、天津、上海和北京。     

创新、劳动力要素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背景下,迫切需要重塑区域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为此,本研究围绕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创新与要素升级影响的讨论,探索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并从空间异质性-时间动态性双维度加以考察。以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创新尚未成为有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呈现异质性、非线性特征;劳动力要素结构转换的成本上升效应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作用存在差异,人力资本效应通过与创新因素的耦合发挥显著影响。因此,新时期区域发展动力转换的政策体系设计,应根据区域发展阶段特征、要素禀赋动态变化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百年演变———基于民国以来的历史考察

自民国以来,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经历了国立大学、重点大学、“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三次变化。尽管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断增加,但分布不均衡是其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省际差异和区域不均衡。从省际分布来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经历了从相对均衡到不均衡的转变;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强于中西部,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南强北弱”的格局则逐渐演变为“北强南弱”。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与政权中心的变迁和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密切,但与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程度并非呈简单的正相关。因此,促进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实力的提升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扭转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失衡格局的应有逻辑。     

不可逆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生产过程的不可逆性成为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根源,因此,根据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进行适度的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区域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区域金融成长

“金融成长”概念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动态性 ,来源于对“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内涵的融合和拓展。把金融成长引入“区域”理念可以看出 ,区域金融成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贡献。我国改革前后的区域金融成长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是一元化金融政策长期沿袭与二元化金融制度日益显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为了在新的金融运行格局下普遍实现各区域金融成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以及突出对中西部的扶持 ,应该构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的金融政策体系。     

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旨在探讨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情况并分析原因。选取京津冀174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方法分析2006—2016年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规模和结构差异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县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明显,县域人均GDP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率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和典型的“核心-边缘”格局;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轴格局初步形成,各功能区形成符合各自功能定位的经济发展特点。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政策和地理区位条件是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依据京津冀区域战略功能定位,优化经济结构和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