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我国绿色发展关系研究

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4个方面,分析了FDI与我国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FDI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都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FDI区域结构效应影响不一,对我国中部地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FDI规模效应显示有的污染物已迈过倒“U”形拐点,但有的尚没有.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加强FDI对我国的“污染光环效应”,防止“竞争到底模式”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出发,提出了利用FDI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FDI与西部产业发展效应

入世后 ,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即 FDI)将发生明显变化 ,外资流入我国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流入西部的外资比重将有所上升 ,对外商在西部地区投资现状的分析表明 ,FDI对西部产业结构将产生明显的客观效应 ,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就业效应。因此 ,西部地区应积极利用 FDI,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以重庆为例

在借鉴国内外FDI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模型,并利用重庆市1999-2006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经验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表明:FDI在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开放度的提高和国内资本的大量进入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内含先进技术的外资进入,而不仅仅是外资数量的增加.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策略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利用FDI差异的实证分析

我国西部外商直接投资(FDI)近几年获得较快增长,但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文章使用1983-2005 年度各省市数据,研究了三大区域FDI 数量、质量和贡献差异,认为:西部已从早期的数量型投资方式逐渐向质量型过渡,具有较大的外资发展潜力,我国的外资格局可适当向西部倾斜,而西部应围绕FDI的利用制定基本策略。     

基于“一带一路”构建西部地区外资集聚平台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需要利用全面开放的格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外溢效应带动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吸引外资集聚的优势,而近几年的外资转移情况却并没有将优势转化为现实。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的引资环境对不同来源地的FDI的影响情况计量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的影响没有充分发挥,美国FDI更关注中国西部地区是否具备了高科技人才,欧盟FDI则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日益增长而有所扩大,东(南)亚FDI最为关注成本比较优势。在打造外资集聚平台过程中,中国西部地区要充分重视不同来源地FDI的不同需求,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释放制度红利和人才储备优势。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南地区与华东地区的比较研究

在发展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技术溢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体现技术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本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以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滚动回归,比较两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西南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的增加,而华东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源于资本的增加。两地区均存在技术溢出,但人力资本极大地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果,人力资本促进了华东地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却不利于西南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华东地区由于外资相对于内资规模偏大导致FDI技术溢出效应从正变负。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I指数分析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东、中、西部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已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引入Moran I指数,文章分析了中国FDI的区域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借助邓宁的区位特定优势理论,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FDI区域差异性的动态原因,并将其归结为数量因子和质量因子的影响。外资流入东部地区的原因是其质量因子的区位优势,并且质量因子在后期超越了数量因子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区位优势还是其数量因子。因此,中国在外资政策导向上更应注重对"质"的把握,实现从数量型FDI到质量型FDI的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内向型FDI的贸易出口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1994-2007年省际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逐年递增的内向型FDI对贸易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以我国28个省市1994-2007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出口促进效应显著,且为同期效应,贸易出口效应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而对实证检验结果给出了符合我国外资外贸发展现状的经济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经济效应模型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并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FDI区域差异直接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在三大地带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东部发达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强得多.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39个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39个行业的最新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第一,国内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国内投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说明在很多行业中,FDI并没有带来正的技术溢出,外资主要是利用了中国的市场规模,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或者通过竞争效应挤垮了内资企业。第三、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化包容、地理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地区之间的地理禀赋以及文化差异是重要的原因。1998-2010年的区域经济数据显示,文化包容程度、地理位置以及集聚效应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又以集聚效应的影响最大;交通运输因素并不直接影响FDI区位选择,集聚效应的文化包容效应为负。     

延边地区FDI的技术传播效果

外资引进必然伴随着技术引进,它通过跨国企业内部的技术转移和区域内产业间的技术传播,使区域产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增长。IreneBertschek的数理模型证明了FDI的增加和进口的增加促进国内企业产品生产工艺的革新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然而,在外资规模小且关联程度低的延边地区,通过Aitken与Harrison模型和IreneBertschek模型的计量分析,得出FDI没有技术传播效果的结果。因此,延边应提高外资引进效益,注重引进适合的高新技术及关联度大的外资,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开发。     

民族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针对税收优惠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归纳,剖析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机理,运用我国部分省份和民族地区的数据对2001年以来FDI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后,民族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增强,然而外资投入的布局和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溢出效应、市场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2014年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外资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外资利用额和FDI各潜在溢出效应维度回归,明确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显著。也验证了地区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两者对TFP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潜力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FDI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关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贸、外资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以及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利用1983-2010年的数据,从外贸、外资两方面考察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外贸、外资主导型"的典型特征,外贸、外资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具有持续性,其中FDI及进口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外资累积效应高于进出口,而非FDI对宏观稳定的负向冲击不容忽视。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