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维多利亚初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再界定——从《北方与南方》谈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规定了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反对她们参与政治经济领域事务,将其活动领域限制在家庭中。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同家庭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的家庭义务,但又注意到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种趋向,即女性在自身道德感和社会现状二者合力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偏离其被规定的活动领域。在小说《北方与南方》中,作者以此社会趋向为背景,以家庭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再次界定中产阶级女性角色,拓展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     

家庭天使的“堕落 ”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19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女性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通常都是被当时社会所故意忽视的大众女性。一方面,她们表现出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有别于家庭天使的童话;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父权制社会的种种框架,无法真正地保护自我,实现自我。盖氏借助这些形象个体为我们展现出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的生存境遇。     

从“失语”到“对话”: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生命共同体

新维多利亚小说有意识地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叙事背景,绝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简单回望、怀旧甚至重复,相反表现出比维多利亚小说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选择人性背后的兽性或动物性作为叙事的生命支点并非偶然之举,这本身意味着新维多利亚小说内含丰富多元的自然基因、生命档案和生态意识,同时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生态使命。借由塑造众多独特的“人化动物”、“人兽一体”和“半人半兽”等动物化肉体形象,新维多利亚小说努力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建构全新的对话性乃至主体间性生态关系,消解人和动物之间生命意义上的失衡、失范与失语,从而建构另一种富有维多利亚时代色彩的“生命共同体”。     

承认理论视域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共同体想象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从人类主体间性视角去阐述各种共同体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型共同体——人机共同体逐渐开始形成。从承认理论中的爱和团结这两个承认形式去考察《卡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与乔西一家的人机共同体模式,发现克拉拉这个机器人虽并没有如同人类一样的自我承认和同感共情的心理基础,但是她却有着和乔西母亲一样的行动目标——帮助乔西摆脱孤独以及康复。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乔西母亲、乔西和克拉拉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承担了不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在互相协作乔西康复的过程中慢慢彼此承认。     

利用与变用——析《法国中尉的女人》与维多利亚小说的互文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作者约翰·福尔斯在小说中运用后现代主义叙述技巧,利用和变用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一些常见的人物主题--阅读浪漫传奇故事的女主人公、掩盖事实真相的女主人公、身为家庭教师的女主人公以及身为孤儿的女主人公,并在这种变用中对维多利亚时期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中的男性形象

《克兰福镇》是盖斯凯尔夫人早期的重要作品。该书虚构了一个超然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大龄单身女性社区,而其中也有颇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如代表贵族阶级道德权威的詹金斯先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经济权威的史密斯先生,新绅士形象布朗上尉与霍尔布洛克,等。文章逐一分析这些男性形象后指出他们不仅是理解书中女性社区的一面镜子,也是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及其社会理想的重要锁钥。     

英美形式主义小说理论的基石: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是英美小说理论史上最重要的单篇论文之一,它奠定了英美小说理论形式主义传统,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宣言,并且基本指明了成熟期詹姆斯文学发展动向,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文本细读。这篇论文除了体现了詹姆斯的美学观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英国文化信息。英美小说理论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话语和艺术经验之间细针密线的缝合,所以对中国读者来说,困难来自于对二者细致的剥离。细读这篇文章,既要分析该文的立论之递进的结构和多元层次,又需要勾勒出该文主要观点所指涉的历史语境。     

雌雄同体: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

雌雄同体是一种艺术想象,它涉及到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们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过的重要思路。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是女性文学在２０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但我认为,性别之于文学的意义还需从艺术技巧,从叙事的层面来加以考虑。本文探讨了一位香港男性作家有影响的作品,意在说明,性别在叙事中,是可以选择的一种立场,它会带来与此立场相关的另类想象。而作为作家,无论男女,正需承接某种异己的身份,并将异性的素质纳入自身。这对９０年代中国的女性写作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从早期的英国小说《奥兰朵》,到今天的香港小说《双身》,都为此双性写作积累了有意义的经验     

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从萧乾个人的流浪经历、乡愁以及爱情等角度具体分析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家园想象与小说诗意生成的内在机制。萧乾的小说创作持续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在中国现代文坛却有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萧乾本人被视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在刊发之初就被巴金、靳以等人看好,后来又被文学史家称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萧乾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诗意。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社群之女性想象的时差——从《新青年》到《文社月刊》

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性别论述,发言的主体也不仅止于男性,女性在此论述空间开始展开其发言权。早期的女学思想可以《饮冰室文集》里的论述为代表,倡导透过对女性的教育(所谓的"女学"),一方面养成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使女性经济独立,从而建立幸福家庭,造就富强国家。《新青年》同样也注意这一方面的议题,不仅设立一个"女子问题"的专栏,且由女性执笔论述,上个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重要出版物《文社月刊》,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地位与未来发展的建构提出他们的构想,透露出当代的(男性)基督徒在书写中模拟的女性形象与企图形塑的理想愿景。     

雷蒙·威廉斯小说《为马诺德而战》中的共同体意识

雷蒙·威廉斯小说“威尔士三部曲” “威尔士三部曲”包括《边村》（1960年）、《第二代》（1964年）和《为马诺德而战》（1979年）。 中的最后一部《为马诺德而战》,以英国政府的一个新城规划项目为背景,以主要人物马修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作为叙述主线,从家庭/血缘共同体、区域/地缘共同体和民族/精神共同体三个层面真实地再现了威尔士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全面地呈现了威尔士乡村共同体所处的困境,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这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威廉斯、进一步理解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更准确地把握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抱负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宗教真实与文学想象——《太平广记》仙传小说的叙事特征

仙传小说是《太平广记》辑录的重要题材类型,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独特的叙事特征,即以史传叙事结构展示神仙故事的宗教真实性,以模糊叙事语句遮蔽神仙及其仙迹超现实的虚幻性,以对比、衬托等叙事技巧凸显神仙生命的长生久视,以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强化神仙可求的宗教目的。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兼顾了仙传小说宗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性,弥合了"宗教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内在冲突。     

批评:从“判断”走向“想象”——兼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判断式批评,这有悖于文学活动是一种想象力创造活动的特性,因此,我们要提倡想象批评的模式,让批评回归文学本身。李先国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想象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范本,但还需要在理论方面充实完善,在实践部分还需要通过不同范本提升想象批评的范畴、方法与步骤等。     

《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贵总督伯麟奉皇帝谕旨主持绘制的,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生产生活情景的官方图册。该图说从空间性图像符号生产表征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从锄头、服饰、伞、乐器等生产生活层面的共享性图像符号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服饰、婚俗、祭祀和信仰仪式中的自享性图像符号视觉表征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滇省夷人图说》以绚丽色彩、变化的线条、丰富的场景、精简的文字等构成的视觉图像展现了清朝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盛况,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视觉建构,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图像形式和图像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博弈——以《卡斯特桥市长》中卖妻事件为视角

文学作品是人们研究当时法律现象的一个有效又有趣的途径。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所描述的卖妻事件,反映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解除婚姻关系方面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博弈。民间习惯法规范对卖妻行为的认可体现出对传统合理的延续,以及对底层民众解除婚姻诉求的变通处理,国家正式法对卖妻行为的暧昧态度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无奈,维护神圣婚姻关系的宗教法对解除婚姻关系持基本的排拒态度和严格的限制规定。底层民众对习惯法婚姻法律规范的认同和选择不可避免地处在矛盾状态之中。社会的急剧转型加剧了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不同阶层人群对不同婚姻法律规范的认可和选择也体现出法律内在的阶级属性。     

从《喧哗与骚动》看福克纳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

<喧哗与骚动>是美国作家福克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标志着其进入艺术创作的辉煌时期.全书虽然没有从南方淑女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但是女性角色却是统领全书的灵魂人物.其中,作为母亲的康普生夫人固守着南方淑女的神话,因为家族荣誉的丧失,终日郁郁寡欢,甚至逃避了做母亲应尽的责任,本质上已经与南方淑女的传统背道而驰.作为年轻一代的南方淑女,凯蒂虽然出身在传统的贵族家族,然而她从童真走向堕落,随波逐流,成为反传统的牺牲品.两位南方淑女的命运是南方淑女文化嬗变的缩影,也显示出南方淑女文化的悖论.     

生存悖论与伦理选择——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多重共同体

多丽丝·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构建了多重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通过不同的空间进行表征:艾米莉的原生家庭、墙背后变化无常的房间、现代城市解体中的“杰拉尔德之家”。运用共同体理论与文学理论阐释三重共同体,是解析多丽丝·莱辛对共同体危机与现代文明灾难间的深刻反思。小说结尾暗示理想的共同体是个体实现自我超越后的人与自然、生物的道德共同体,这也体现了莱辛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共同体生存形态的伦理选择。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