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举小考

唐科举分为定期举行的贡举和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两大类,贡举又有文科与武科之分。贡举文科的省试,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以后,由礼部主持,称为“礼部试”。贡举中的武科就是武举。武举省试由兵部主持,称为“兵部试”。     

建构宜 考辨精 系年详──—读张志烈氏《初唐四杰年谱》

初唐四杰较为充分地吸收了六朝文学之积极成果，在创作中融进了时代精神与自己之真情实感，从而在更广阔的前景上为文学开辟了一条康庄的大道。可想而知，要研究伟大的唐代文学，不能不研究初唐四杰。而要研究它们，就得了解其生平事迹与作品写作时间及在何种情况下作（或为何而作）等等。这主要就是年谱的任务。张氏80年代中期曾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过“初唐四杰研究”一门课，切年代初出版了（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2年。后引本书只写页码）一书，这是初唐四杰（不论总体，其中一人、二人）年谱中分量最大、用力最勤的。其特色…     

论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风险及应对

随着国家倡导的“互联网+”计划的发展,医疗行业应声而入,不断转变模式,出现了各种互联网医疗平台。其中最为成熟的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不仅具有一般第三方平台所带来的风险,还存在咨询类平台易泛滥、以咨询之名行诊疗之实、风险的不确定性更高以及被利益俘获的风险。平台的服务是关涉健康的信用品、服务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医生职业水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患者更易丧失理性等特征是造成这些风险的成因。为消解平台的这些风险,需完善立法,明确平台的准入标准以及咨询与诊疗的界限;引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的限制;落实社会共治理念,赋予平台监管的“权力”,发挥技术监管的优势;明确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最终实现对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包容审慎监管。     

“文气”论

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范畴，作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对“文气”的出现以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予以全面论述，指出“文气”的哲学基础乃古代万物之源的“气”，“文气”是“气”之“生命性”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文章并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的角度，对“文气”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既着重于创作与本文两个层面，也顾及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气”的文学意义作了论述。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试论韩愈散文的美学风格

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追求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文学艺术的表现、技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取代了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然而,也就是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将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推向了绝对化的歧途,这不仅无助于文学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文学的繁荣。中唐以后,唐代政权逐渐走向衰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企图以“匡时救弊”来拯救唐王朝,为唐王朝寻求一条出路。同时,他们也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要求,表现时代的呼声。韩愈顺应了这…     

文学对历史的言说--关于文学历史观的设想

文学历史观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涉及到内容与形式、虚构与真实、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文论的基本问题 ,但我国理论界对之的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文史关系、文学的“历史感”和文学的“历史精神”正是文学对历史的言说。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刘禹锡和他的《竹枝词》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三年)在文坛上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他所处的唐代中叶,是一个政治动乱的历史时期,而文学倒是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诗人辈出,名作如林的盛况。这里,当然也有着刘禹锡的一份贡献。王世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称:“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这话是有道理的。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     

刑事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实务研究

2012年全国人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专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目前,我国的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着诸如管辖不明确、监督模式不明确等诸多缺陷;强制医疗制度中也存在着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及费用分担不明确、医疗行为规范不明确、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不具体等缺陷。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借鉴他国成功做法,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及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制度予以完善：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合理设计费用负担：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配套机制;完善强制医疗的具体措施。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状元策”和“状元”一样，其源可溯至唐、汉或更早。“策”作为典型的“官人文学”形式之一，具有许多特殊性质和意义，一直在古代官人制度中居突出而稳定的地位。“状元策”作为古代“官人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最出色”的，它的理论意义可以从“状元策与科举”中予以体认；它的实际功能，可以从“状元策在当时”中得到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可以从“状元策在今天”中获得理解。它的庞大阵容和丰厚蕴藏及其多方面意义，都提示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无用”部分而被冷漠不顾，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当作重要对象之一予以整理、研究、扬弃和利用。     

“互联网+”视角下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

“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的行业新业态。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所有与人口健康、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相关的数据集合,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在“互联网+医疗”时代,健康医疗大数据为医疗模式精准化、健康管理定量化及卫生管理科学化带来新机遇,但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健康医疗领域治理机制转型和政策、技术制约等挑战。要正确认识健康医疗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助力“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     

浅析川合康三、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研究的共见——以对“盛中之变”的认识为中心

在对中唐相对于盛唐文学之变化的地位、原因以及表现的分析上，日本京都大学的川合康三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存在着具体态度和观点上的共鸣：强调中唐文学相对于社会事实和盛唐文学的独立性以及其开启宋代文学的转折地位，把中唐文学发生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中唐文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内部创新的结果；川合康三把文学从盛唐到中唐的迈进过程总结为从集团到个人的转型，宇文所安也提出，中唐文学新变的特质表现为突破规范的公共性叙述而进入到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关注私性价值的描写，并对其作出独到的解释；他们都把“盛中之变”的重心落在文学的创作主体上，对中唐文人精神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形象的描述，以此来切入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和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疾病叙事、身体书写、文学治疗是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构成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融的三维视角。疾病叙事、身体书写已在文学研究领域广泛运用。介入古代文学领域,身体书写逐渐转换为一个与疾病书写紧密联系的关键词。文学治疗是医学与文学的天然融会,以人类学的全新视野拓展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文学地理学视角可以为医疗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视域,能够将区域医疗文化、区域创作环境、文学家治疗状况、文学文本与疾病的关联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研究议题。医疗文学研究需要以精神分析视角将生理与心理结合,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的涉医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承载的文学疗愈功能。文化记忆研究为医疗文学创造重新阐释医疗文学的机遇,疾病记忆是中华文化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构成一个不断拓展的理论视野。     

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为例

长期以来，以传统彝医药、生物医学与现代中药为代表的“药解”,以及以仪式治疗为代表的“神解”,共同构成了凉山彝族“神药两解”的多元医疗体系。通过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所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试图对称化考量“疾病—人”的关系样态，建立一个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探析多元医疗体系的内部差异与微观运作模式。本文重点阐释了多元医疗内部的异质性。“治病”的过程本质是调解疾病—人关系的过程，是核心行动者领衔并调动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中治病之药、治病之术以及治病之物，以实现与疾病达致平衡状态的行动过程。同时本文跟随当地村民的治病行动过程，以关系性的视角重新厘清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动态行动轨迹。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表明，一方面，多元医疗的治病过程是人与非人、神解与药解、历史与当下等各种关系相互缠绕、不断生成的过程性行动。正是这一系列异质性行动扭合为一种关联性的存在模式，最终成为凉山彝族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另一方面，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具有本体论、认知论以及方法论的三重意涵，为后续进一步深挖多元医疗的异质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以及对话的可能。     

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革命与乡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